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休會辨論\
自本年9月26日起特區政府及香港警察處理市民集會的手法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發言稿本來詳細寫出了在這10多天內政府與警方在處理問題上的細節,但由於很多同事發言時已指出這些細節,我便希望把層次提高一點。

我們現時正在處理的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單純的關於一些細節是否合法或非法的問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說過中央希望可以在2017年實踐“一人一票”選特首,台灣馬英九總統則在10月10日的雙十講話中,引用了已故鄧小平先生的說話,指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而向北京公開喊話,提出可否先讓一部分人??中國的香港人??能夠先民主起來呢?

10月10日的《聯合報》有一篇社論,我讀完之後有很大的感受,因為這篇社論的原文有很多較深奧字眼,如果我將之直接讀出,大家若非以為我讀錯字,就是不明白我在說甚麼。所以,我想以我自己的方法,把台灣這份《聯合報》在10月10日的社論,以一個非文言文而較為白話方式,以及較顯淺的用字演繹出來。我必須先說明,如果演繹錯誤,我需要負責任,但我演繹的依據,就是10月10日台灣《聯合報》的社論。

這篇社論的題目是“依法治國:北京與佔中對話的起點”,其內容大致如下:在100多年來被殖民的痛苦中,香港建立了法治,而中共建政65年,近日終決定要討論“依法治國”。香港在這10多天來佇立在街頭的“雨傘抗爭”,何妨就在“依法而治”的問題上尋找答案?

循?香港和大陸之間“依法而治”的路徑交匯,這場民主掙扎,不妨直接回歸法理加以區辨,從而即可確認全國人大有關香港特首選舉的決定,鑿鑿然並不是法律,而只是政治指針或指導。港府與學生的對話將會展開,雙方應試?解開人大決定所訂下的鎖閘,回到《基本法》找出共識。

香港是鴉片戰爭的淚水所凝成的珍珠,讓這顆珍珠曖曖含光的並非民主,而是法治。大英帝國訂立公正通達的法律以服島上人心,鑄造了“依法而治”的傳統,擦亮了香港,奇蹟似的成為東方金融樞紐。但是,香港談不上真正“法治”,因為沒有“民主”保護,頂多只能夠是“依法而治”,而未必是真正的“法治”。佔中運動與佔港抗爭,其實就是要實踐民主,使香港從“依法而治”真正提升到“法治”層次。

反觀北京,無疑也正在尋求一次治理上的升級。將於本月20日至23日舉行的中共第十八屆四中全會,史無前例地將會討論“依法治國”,這是回應時代的呼聲,中國必須由“人治”、“黨治”上升至“依法而治”。中共必須徹然大悟,“無法無天”是毛澤東禍亂中國30年的元兇,也是薄熙來、周永康陰謀政變的源頭,更加是如今猖獗腐敗的罪魁。

習近平大力反腐,但靠?中紀委錦衣?式的中央巡視組,只可以剝其皮筋,而不能削其腑骨。建立“黨要服法、法要治黨”的“依法治國”法律傳統,是中共免於亡黨亡國的必然路徑。然而,“黨治”的中國都要走向“法治”,難道要“法治”的香港反而逆潮而行嗎?

香港特首選舉之爭,按“依法治國”的常理,完全可以察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8月31日所作的決定已超越了《基本法》,香港行政長官的產生是依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而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是這樣的︰“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這是所謂的“三部曲”,但人大常委在2004年6月就此條款作出補充解釋,增加了兩部程序,便成為了“五部曲”。增加的兩部是︰一、是否需要進行修改,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大常委提出報告;二、人大常委會依照《基本法》規定,並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

據此,梁振英特首只需向人大常委會作出特首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而人大常委會亦只能“確定”是否需要修改,而不能任意增添“愛國愛港”、提名委員會“過半”,或要求只提兩至3位候選人的政治條件的權力。

上述條件充其量只能夠代表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的政治願望或政治指針,而不是法律本身。人大常委會自行增加了兩步的權力在前,再依此自添的權力落下三度閘欄,完全是意圖蒙混過關的政治夾帶品,既與法律抵觸,自然難謂正常。

就回歸《基本法》而言,這不止是北京和梁振英的事,亦是香港公民和佔中運動者的義務。依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特首選舉最終要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究其本,提名委員會是法定的機制,並無另創機制的可能。

提名委員會顯然應當是北京與“雨傘抗爭者”最大的公約數,運動者應回到提名委員會的框架,爭辯其中的公民提名成分,而北京更理當按法規的民主程序,開放一定比例名額的提名委員,由香港公民投票產生。香港特首選舉“依法而治”,是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試金石。人大要香港硬吞這個違法的命令,無疑是羞辱了四中全會的改革決心。“依法而治”本應是北京和香港對話的起點,亦應該是最終的回歸。

主席,我為何如此詳細演繹《聯合報》的社論呢?因為我覺得,如果由四中全會之後,真正能夠按照“依法治國”的精神應用於全國各地,我們便可以認真了解一下,究竟人大常委在8月底的決定是否超越了2004年所說的“五部曲”程序。

更詳細的論述其實並不太多,但一位名為施路的作者於9月底在《蘋果日報》撰寫的文章,是我唯一看到一篇最詳細的論述,但我在此沒有時間長篇大論地讀出他的論述。然而,香港人希望能夠有出路,希望對話能夠有基礎,而我相信這對話很大可能未必能夠在四中全會之前完成,所以我希望中央領導人如果聽到香港市民的呼聲,聽到台灣人透過馬英九總統就香港實踐民主及中國有可能統一所提出的意見,以及台灣人民的反應,能夠好好的加以分析和了解,在這個層次作詳細考慮,然後得出一個有智慧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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