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削減投訴警察課撥款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今年提出了數項削減開支的修正案,當中兩項其實我已提出了20多年。當時還未有人提出削減財政預算案的修正案,我便已經這樣做,那兩項修正案就是從香港警務處的開支中分別削減投訴警察課的全年開支7,500萬元,以及酬金及特別服務項下的8,000萬元,這兩項修正案我已經提出了20多年。

此外,我今年還提出一項修正案,就是削減警務處處長1個月薪金。讓我簡單解釋一下,為何是1個月?因為我針對的是現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他5月便會退休;如果我削減警務處處長的全年薪金開支,變成接任的處長無法支薪。民主黨經考慮後,提議削減1個月薪金,而不是1年或若干個月。

另一項修正案,則是關於購置3輛水炮車的2,700萬元撥款。

主席,由於要較為詳盡講述我的論據,所以我在首15分鐘的發言主要會針對為何建議削減投訴警察課的7,000多萬元開支。

主席,投訴警察課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不能給予市民信心,因為其運作模式是自己人查自己人、警察查警察。市民當然至為關心的是,由警察查警察會否有偏私?

然而,若非由警察查警察,則警務人員大多表示反對。首先,他們擔心外行人未必懂得怎樣進行調查,或會出現胡亂判斷警務人員失職,甚至濫權的情況。換言之,他們認為警察才懂得調查警察是否有違規或犯法。由此引申,若非由警察查警察,他們便沒有信心。

對於如非由警察查警察,警察便沒有信心這一說法,如果反過來從市民的角度來看,由警察查警察,市民亦沒有信心;尤其是他們所持的理據,即只有警察才懂得查警察,其實十分荒謬。

數十年前,即廉政公署(“廉署”)成立之前,當時的反貪污機關是警隊內部的一個部門,當時的論據亦是只有警察才懂得調查警察的貪污罪行,外間的獨立人士不懂得如何進行調查。但是,廉署成立自今數十年,其獨立形象給予市民莫大信心,亦沒有人懷疑廉署不懂得調查貪污案件,尤其是涉及警察的貪污罪行。所以,我相信已再沒有人會相信只是警察才懂得查警察濫權和違規的論點。

自己人查自己人,有甚麼問題呢?即使我假設相關人員會以盡量專業和客觀的態度進行調查,但客觀事實是,投訴警察課的警員不會永遠留在這個部門,他們有機會調到其他部門,例如調到所謂的“環頭”,或調回總部工作。雖然按照現行制度,為被投訴的警員錄取口供時,投訴警察課的警員一定要比被投訴者高一級,例如警署警長才可以為被投訴的警員錄取口供,但問題是山水有相逢,他們將來有機會調職,甚至在他們加入投訴警察課之前,亦曾在不同的崗位工作,當中或多或少也涉及同事的關係。

同事之間有些甚至是出生入死的關係,這些關係和感情並非外人可以容易理解。但是,正正因為投訴警察課人員的調查對象,原來可能是他以前的同事、上司或下屬,又或是日後可能調職的“環頭”或總部同事,有機會成為關係密切的上司或下屬,公眾又能否相信相關調查的公正性呢?

即使退一萬步不談有可能偏私的問題,單單因為大家同是警察,或許在一些困難處境下共事過而產生過分同情或諒解的想法,都有可能影響他們對被投訴警員是否有違規所作出的判斷。

此外,從法律角度而言,投訴警察課確實是香港警務處的一個部門。假設有市民因提出投訴前往投訴警察課錄口供,由於投訴警察課是警隊其中一個部門,所以這份口供亦會自動經過內部程序,送到另一個與被投訴者涉事的單位,例如值日隊,以作跟進調查。換言之,根本無法進行真正獨立的調查。

大家試想像一下,假設這名被投訴的警察,亦正因其他案件被廉署調查,廉署是不會因為這名被投訴者正受到警察另一個部門的調查而與警方交換口供;換言之,由於這兩個是獨立部門,他們可以各自進行獨立的調查。

主席,有關投訴警察課的問題,我相信要引用前大律師公會主席黃福鑫資深大律師的一番話。黃福鑫先生曾獲特首委任為在前線監察投訴警察課的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主席。在擔任相關工作6年後,他對於投訴警察課“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制度,曾公開提出這樣一番觀察:投訴警察課其實是盡量想把所有投訴掃在地毯下,並考驗警監會的委員能否在千百宗案件中,費盡心力找到1宗案件,令投訴警察課屈服,改變它的結論,使有關投訴得直。

換言之,在這位曾在前線監察投訴警察課工作的警監會主席眼中,現時制度下的投訴警察課其實是“消滅投訴警察課”,而警監會即使是一個獨立委員會,仍要用盡千方百計,與投訴警察課爭論不休,才或許可以在眾多案件中找到1宗案件,令投訴警察課改變其結論,讓投訴人得直。這種不公不正的投訴警察制度,又怎值得我們花費公帑來維護?

主席,政府也知道自己人查自己人是有問題的,亦無法使人認同其公正性。所以,當局希望利用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或之前的警監會??它經常轉換名字,但亦無補於事,因為它的本質沒有改變,仍是一個“三無機構”,即沒有調查權、定案權和處分權。

第一,監警會沒有調查權,因為調查權在投訴警察課手上。在這20年間,我也不斷提出它可否作出一些自我完善措施?例如,由投訴警察課進行第一層調查??雖然它的調查也不公正,或最低限度不被認為是公正的;當監警會不接納它的結論時,可否由監警會自行調查,或在監警會之下另設專責隊伍,負責所謂的二審調查,即第二層調查?但是,這也無法實行,因為政府表明監警會只可審核投訴警察課的報告,無論如何也不讓監警會擁有調查權,連第二層的調查權也不行,它只能夠觀察別人如何進行調查。

第二,監警會沒有定案權。如果投訴警察課在完成某宗個案的調查後,認為投訴不成立,但監警會卻認為投訴成立,它們便會僵持不下,一定要把個案推來推去,監警會可能要求投訴警察課再進行調查,投訴警察課之後仍然說投訴不成立,諸如此類。最後,監警會只剩下一種武器,就是去信特首,向他報告這宗案件有問題。可是,監警會始終沒有定案權。

第三,監警會沒有處分權。即使監警會不滿意警務處處長作出的處分,它只可以表示不滿意。如果警務處處長相當“鷹派”,特別是現任處長為人相當hardliner,他會把明眼人都看到的當作看不到,明明有警員遮擋鏡頭,他也說不是刻意的,這是同事告訴他,不論甚麼事情,他也支持他的同事;不管發生甚麼事情,有人要求作出處分,他會說不應該處分;有人說要嚴格處分,他便說不行,只可以輕輕放過。監警會又可以怎樣呢?它沒有任何作用,因為沒有處分權。

正是由於這些問題,在立法會審議《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時,前警監會主席黃福鑫資深大律師作出了以上發言。這正好顯示,整個制度根本無法使人信服,怪不得現時越來越多投訴人也懶得投訴,索性進行民事索償或提出民事檢控,希望訴諸較為公正的司法制度。可是,警方的解決方法很簡單,就是付掩口費。如果申索人提出民事索償,他們便可以進行和解,當申索人收了錢,便少了一宗投訴,案件無法成立,甚麼連索償也不會成立,因為他們已經付出了和解費。所以,越來越多市民索性不作出投訴,改為進行民事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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