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我本來打算談談有關投訴警察課的7,000多萬元開支,但在此之前,希望先提出我對削減行政長官薪酬開支的看法。

主席,事實上,很多香港人的底線都是希望行政長官千萬不要爭取連任。據我了解,無論是建制派同事所進行的調查,或我所了解的民情,甚或是一些就香港的民情發表的報告,均得出一個很有趣的結論,就是很多香港人,不管是有理由還是純粹一種感受,似乎都真心希望梁振英先生不要再令香港繼續下沉。當然很多香港人最想看到的,是他不再連任。現時建議削減他的薪酬開支,等於要求他即時辭任。

據我的觀察所得,特首的性格是不肯認錯的,甚至不會承認自己不被香港人接受。在今天早上的一個電台節目中,其中一位主持人便曾取笑說,梁先生永遠不會犯錯,現已到了一個聖人的境地,因為只有聖人才不會犯錯。然而,一個人怎可能不犯錯?可是,現在的問題已不是有否犯錯或在哪件事上犯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可以影響或說服他中途離任甚至辭職,這也許會令他很難受,但如果他繼續在任,卻只會令香港人更難受。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勸服梁先生中途離任或辭職,我認為觀乎現時如此惡劣的環境,香港人反而會感謝他。如果他真的是為香港?想,他可以做的最後一件好事,就是拯救香港和廣大市民,因為現時很多市民均感到極度不開心。

我剛才提到,不管是有理由並能夠解釋是基於政府的哪一項決定或政策,抑或純粹出於個人感受,均希望梁振英不要連任。現時整個社會不僅是出現撕裂,因為撕裂是指存在甲、乙兩種不同意見,而是很多建制派的同事私下根本不當梁先生存在,不斷在背後指指點點。我曾目睹一位建制派同事要求一位書法家題字,表示希望特首可以盡快下台,令香港有更美好的明天,但卻遭該名來自內地的書法家拒絕。不過,無論如何,我認為這可以反映大家已有很大的共識,連建制派的同事也受壓。

當然,我人微言輕,未必能夠做到些甚麼,但畢竟也在公開場合說出了很多市民的心聲—我認為是心聲。事實上,我甚少討論政治話題,所以我還是談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和投訴警察課好了。

主席,這7,900萬元的開支主要涉及信心或信任的問題,我不會再提出過去20年來不斷重複的說法,因為各位議員,尤其是較資深的同事都知道,投訴警察課主要的問題是“自己人調查自己人”,即是由警察調查警察,而這確實無法令人有足夠的信心。然而,如果不是由警察調查警察,又會令警察沒有信心或感到擔心,恐怕由不熟悉警務工作的人負責調查,可能很容易會作出對他們不利的結論或產生誤解。我認為這論據亦同樣適用於數十年前調查貪污投訴的情況。以往有關貪污的投訴是由警察進行內部調查的,但在成立廉政公署(“廉署”)後,理應不會再有冤枉公務員或警察的情況,因為廉署最終一定會有公正的判斷。如果有需要由法院跟進,便會交由法院處理,如果涉及紀律問題而無須交由法院的,亦會有相關的紀律委員會秉公處理。然而,如果香港繼續處於這種狀態而市民依然沒有足夠信心的話,我認為那些金錢便是枉花。如果警察同事自覺無辜或被人冤枉而作出投訴,那麼即使投訴警察課證明他沒有濫權,市民也不會服氣,而且不止投訴人,甚至其他人都不會信服有關的結論,因此,最終亦無法還該名警察一個公道。

主席,投訴警察課的同事始終屬於警隊,難免會“山水有相逢”,有時候更可能會因人手調配而出現上司和下屬角色互換的情況。他昨天還在調查你有否濫權,但今天便要在槍林彈雨下與你出生入死。警隊講求隊攻及團隊精神,甚至不惜冒死破案,但問題是一旦存在過分的同情及理解,或市民認為當中滲有這方面的考慮,便會影響調查工作的公正性。

此外,從法律角度而言,如果另設獨立的調查當局而不是由警察調查警察,便可以隨時開展調查。現時面對的困難是,在接獲有關警察濫權的投訴後,如果警察亦正就相關罪案調查該名投訴人,投訴警察課便須向投訴人表明,他於當天所作的證供,可能會送交因應有關罪案而對他展開調查的隊伍,而這一隊伍正是投訴人要投訴的,故此投訴人的證供會即時轉交該隊伍。

有鑒於此,投訴人於是徵詢法律意見,以決定應該先落口供還是稍後才做。換句話說,如果投訴人選擇不落口供,他或許可以保障某些權利,但同時亦令投訴警察課無法即時展開工作。再加上投訴個案往往一拖便很久,有時候拖延時間甚至長得令人無法接受,而更甚的是,還可以推說是投訴人仍未落口供。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已展開調查工作的隊伍一旦知悉被投訴,便會拖延相關案件的調查工作。調查工作一天未完結,投訴人都不會在投訴警察課落口供,故此調查工作只能一拖再拖。可是,另一方面,該名滿腹冤屈的投訴人卻把責任歸咎於制度的不公平。因此,如果交由一個獨立機構進行調查,大家互不相干,自然可以互相調查,依法行事。

主席,政府亦知道投訴警察課以“自己人調查自己人”的制度存在公信力問題,所以才會成立監警會進行監察,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可是,正如大家以往也說過,即使監警會是由極具魄力和深受敬重的人士擔任主席,仍難免令人懷疑監警會能否好好發揮其角色。

不過,最令人吃驚的是,資深大律師黃福鑫在擔任監警會主席6年後,竟在一個公開場合說監警會的制度是“自己人調查自己人”,而投訴警察課則是盡力將投訴掃進地氈底,旨在考驗監警會委員的能力,看看他們費盡心思後,能在數以千百計的投訴個案中,找到多少宗可令投訴警察課屈服並修改結論,最後令投訴得直。大家不要忘記,這番話是出自一名由政府委任且備受尊重的前任監警會主席。他出任監警會主席6年後,因無法再容忍投訴警察課才會在立法會公開說出這番話。我認為這番話頗發人深省,因為如果一個如此有魄力和決心的前任監警會主席也尚且說出這番話,在某程度上表示他真的十分氣憤,更不用說氣餒。

最近監警會改由郭琳廣律師擔任主席,情況變得更差。為甚麼呢?當他被問到為何不到現場觀察時,他竟然說如果監警會到現場觀察的次數過多,或會影響公正。他更打一個比喻,質疑法官會否在案件開審前到現場了解。據我所知,法官在審案期間當然會這樣做。我認為他的說法十分奇妙。第一,監警會和法官的工作是否完全相同?監警會的工作是覆核投訴警察課所調查的個案。第二,以往眾多資深大律師均往現場了解,我相信一定有助他們在檢閱投訴警察課的案件時更有現場感,並更能明白相關的程序和情況,而不是純粹坐在辦公室觀看圖片或聆聽解說。

事實上,大家對此都應該十分明白,尤其是監警會很多委員都是法律界人士。監警會不是單純研究所涉及的程序,然後便作出判斷。坦白說,即使到現場觀察,充其量亦只能看到視線範圍內的東西,但很多投訴都不是在視線範圍內發生的。因此,他們仍有需要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包括投訴人和其他人的口供,甚至翻看錄影帶,而不是到過現場便可以作出判斷,未審先判。所以,大家實在很難理解郭琳廣主席何以會這樣說。

主席,以往獲較多人信任的監警會主席都尚且說制度存在先天不足,現時改由大家不大信任的郭律師擔任主席,似乎是他說得越多,便越令大家感到擔心和不信任。況且,問題不止在於主席。以往我們都希望監警會的秘書長能擁有調查經驗,政府聽取我們的意見,找來曾在廉署工作並擁有豐富調查經驗的朱敏健擔任秘書長。可是,他在數年後亦“被離任”,因為監警會已進行公開招聘,以示他將不獲續任。我覺得現時整個制度“越玩越殘”,情況就如香港一樣。如果特首把香港“越玩越殘”,有志承擔的人便越不敢走入這個殘局,這樣香港將會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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