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二讀辯論發言︰《2015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日落條款不是甚麼新鮮事,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當然想有多一些彈性,多一些空間。然而,問題在於法律所訂的條文人人都要執行,條文何時有效、何時無效、條文無效後果為何、執政政府要如何解決困局,凡此種種都一清二楚。假如沒有寫入法例,只靠政府一個承諾,大家便要作出評估,究竟這個政府是否值得信任。

如果事情發生在同一屆政府的數年任期內,由最初作出承諾到後來特首和局長都是原班人馬,情況可能會稍為好一點。不過,若對方是張炳良局長,我一定不會再相信他,因為我已被他害過一次。我不是指胡志偉議員剛才提及的兩鐵合併,而是實施樓市“辣 招”時有關《印花稅條例》的修訂。當時張炳良局長曾承諾會檢討整個機制,甚至是修訂法例的機制,即是用positivevetting(先審議後訂立),抑或是negativevetting(先訂立後審議)的機制。然而,過了一段時間,他便“走 數”,背信違諾。這是梁振英政府內的張炳良局長,我會記住一輩子。

當然,張炳良局長或許認為,他雖然作出了承諾,那又如何,大不了好像胡志偉議員剛才所說,提出不信任議案吧!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在東隧這問題上,主事者由始至終是張炳良局長,這才令我感到非常氣憤,他竟然還要別人相信他!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張炳良局長,情況便很糟糕。老實說,我不會再相信他,即使胡志偉議員相信他,我也不會相信。幸好修正案是由胡志偉議員提出,如果由我提出,而民主黨若相信了張炳良局長,我很可能會被民主黨紀律處分。我不相信張炳良局長,因為我真的中過招,被他害過,議會內很多同事也有過相同遭遇。

況且,現屆政府即將任滿,可能有人會說,若梁振英連任,張炳良局長或許會留任;是否這樣,我不知道。不過,他好歹曾是由選舉產生,始終也算有過承諾。當然,承諾未必能夠兌現,對嗎?眾所周知,梁先生很多競選承諾都沒有兌現,否則“嫻姐”也不用那麼憤怒。

我不知道工聯會是真心還是假意被騙,但總之他們現在看來很憤怒。在條例草案加入日落條款,便具有強制性,因為限時一到,東隧的收費結構及水平即告無效。所以,屆時不論甚麼政府,不論誰是特首。代理主席,不論由你或我或任何人做特首,也要解決這問題,因為法例已無效;既然法例已無效,就要把問題解決。所以,在這事情上,我們不能單靠一個“信”字。

代理主席,不同局長的確有不同想法。胡志偉議員剛才提到的例子又與我有關。當時就是因為我不相信人,所以提出了修正案。我們聽到鄭汝樺局長作出的承諾,便相信以後的局長也會信守承諾。當時兩鐵合併,當局承諾會在1年後將附例的修訂提交立法會,怎知去如黃鶴,10年不見蹤影。“老兄”,這要怎麼辦?以後的局長是否忘記了或怎樣?然而,張炳良局長擔任這職位已多年,多次事件也與他有關,而今次竟然又是他,試問我怎能再相信他?對於前任局長的承諾,他接任局長後便“走數”、不兌現承諾。他自己身為局長作出的承諾,1年後也不兌現。

代理主席,好歹張炳良局長過往曾是港同盟成員,大家同屬民主派,我本不該如此尖銳地批評他,他最少作風尚算開明,但大家要明白,若涉及公共事務,便要訴諸紀錄。局長,在紀錄上,你背信棄義;在紀錄上,你說過的話不算數;在紀錄上,前任局長作出的承諾,你沒有兌現,試問我怎能再相信你?公共事務與感情無關!如果有人問我,我相信在梁振英政府內,張炳良局長算是較為開明的,甚至曾經傳聞有所謂的暗盤,張炳良局長或許是代表泛民參選特首的“黑馬”,

把他倒過來視作泛民中人,這便是政治;但在紀錄上,他負責公共事務卻交不出成績,甚至說過的話不算數,我真的覺得很難忍受。

各位同事,但凡涉及公共事務,我們不能單靠相信一個人。即使我基本上相信張炳良局長是一個好人,他是學者,又曾當過校長,但當他在那位置上,要考慮的是怎樣方便政府行事、怎樣實施政府的政策;他甚至可以說事關重要民生問題,要出甚麼“辣招”,所以他不能這樣做,令人覺得政府“減辣”時不夠快,諸如此類,他可以提出成千上萬個理由,但他作過的承諾,請他兌現!如果他作出承諾卻不兌現,無論他之後說甚麼,也沒有人相信。

代理主席,對於胡志偉議員提出隧道費的問題,局長日後如說不進行收費檢討,大可提出上百個理由,他可以說如果欠缺彈性,便難以處理3條過海隧道的問題;如果欠缺彈性,全部隧道可能突然出現大塞車,甚至構成公共安全問題,他可以提出上百個理由,屆時不作檢討、不向立法會匯報,也不作修改。代理主席,換作我是局長,如果針對這法例,我不信守承諾,我也可以提出上千個理由!我們只相信制度;根據制度,倘若法例確有明文規定,便要遵行。

代理主席,胡志偉議員實在是與人為善,他建議的修正案所訂的時限由2018年至2023年。“老兄”,如果到了他第五項修正案所訂的時限,即2023年,局長仍然說沒法辦到,因為有太大限制云云,我便無話可說了。到了2023年,幾乎是再下一任特首的任期,對嗎?下屆特首的任期也不過是2017年至2022年,對嗎?如果這樣也不行,政府究竟有甚麼打算?我真的不明白。

有人甚至問,胡志偉議員提2023年這限期有沒有搞錯?是否只是做個樣子?因為那時已是再下一屆特首的任期了,難道還未能完成檢討嗎?無論如何,我們希望最低限度在法例中列明限期,以致政府必須進行檢討,必須把建議提交立法會。訂立這樣的一個制度,便是我們的目的。

當然,退一萬步來說,倘若行政立法關係相當和諧、水乳交融,互相信任,可能未必需要這樣做,但仍要視乎那個政府、特首和局長是否獲得人民高度信任。作為議員,我們要以公眾利益和市民的利益為依歸。既然我們對這問題有強烈意見,便沒有理由輕易說:“就相信你吧!”以局長的表現,怎能相信他呢?

主席,或許有人會批評我剛才的發言太過個人化,可能是這樣,但這是因為我實在感受太深。所以,我希望其他在席官員不要認為我的發言很離譜,又或質疑是否有必要針對這位局長,因為他們不是我;就我個人而言,對這件事真的感受很深,我甚至因此被人取笑。如果我再信任這位局長、這個政府,我還是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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