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全體委員會階段發言︰《啟德郵輪碼頭條例草案》

涂謹申議員:好的。這些條文是有關郵輪碼頭的使用。我在法案委員會時曾經提過,第4(c)條,即“郵輪碼頭須用於進行專員認為適當的任何活動”,會賦予專員過於廣泛的權力,原因是專員認為適宜進行甚麼活動,便可進行甚麼活動。我建議為免生疑問,政府應提出修正案,說明專員在行使這權力時,應該受其他法例,例如《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第13條所訂的限制或約束所規限,而該第13條亦訂明,“核准圖須由所有公職人員及公共機構在行使其所獲賦予的權力時使用作為指引的標準”。換言之,專員在行使第4(c)條時,應該以核准圖的使用指引作為標準。政府表示,即使不這樣訂明,專員也有責任遵守《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第13條的規定,所以認為無須提出任何修正案。

為此,我必須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清楚說出這一點,希望政府能夠明確承諾,旅遊事務專員日後行使第4(c)條,批准進行停泊郵輪以外的活動時,專員應十分謹慎地遵守《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第13條的規定,以核准圖的使用指引作為標準,才批准非郵輪活動在啟德郵輪碼頭內進行,以免受到不必要的司法覆核。

代理主席,在技術性的觀點後,我想指出,其實我們花費巨額公帑興建郵輪碼頭,在那裏可以進行或不可進行甚麼活動,不應該只由政府像對待任何其他“爛地”般,以短期租約、長期租約或任何方式來處理。代理主席,我認為政府最低限度要明確說出這一點。梁國雄議員說了限制的問題,但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究竟政府的政策......政府花費巨款興建郵輪碼頭,究竟有甚麼用途?假如用作促進某些政策並帶有良好目的,我們是否應該同意呢?

代理主席,當然有一個比較敏感的觀點是,如果一旦有一些比較大型的集會或遊行,究竟是否准許在郵輪碼頭內進行呢?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觀點。為甚麼?代理主席,我舉例來說,我們最近正處理一宗申訴個案,關乎立法會大樓旁邊,俗稱公民廣場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該處已封閉很長時間。政府的觀點當然是,該地根本是政府工作的地方,但從頭到尾......代理主席也知道,我們在設計包括添馬艦新政府總部、立法會和行政會議等所有會議舉行的場地時,其實有種概念是,希望那些地方成為市民可以聚集的場地,就連設計該大樓的建築師也表示如此。政府亦曾經回答,例如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示,該處應可成為和平示威、集會的場地。

代理主席,我在討論郵輪碼頭,為何也提出這些呢?因為例如像郵輪碼頭般的大型場地,雖然位置較為偏僻,但設施頗為完善,是可以用作大型集會場地的......記住這些集會不一定要與政府有關係,我以敝黨為例,如敝黨舉行周年會議,甚至可能在即將來臨的9月立法會選舉舉行造勢大會等,但其實在香港真不易物色好場地進行這些活動,如果需要較大型場地時,就更為困難。

所以,對於在這些場地舉行的活動,究竟政府會否為場地訂定特定活動類別,例如只限娛樂?郵輪碼頭近期用作其他用途,是否在該處可進行任何活動?相反,有否任何活動是一定不能進行呢?甚或有慈善或非牟利團體希望租用時,儘管這些場地基本上是以商業營運,政府會否特地與承辦商討論,給予這些團體折扣優惠,以善用這些場地呢?縱使政府已將活動範圍訂得這麼寬闊,但我認為政府稍後仍然應該回應這些問題。

我本來希望透過法例中的寫法,引領政府更深入向市民公布郵輪碼頭的使用政策。我知道郵輪碼頭涉及另一方,因為政府外判給承辦商,以商業手法營運,但無論如何,由於郵輪碼頭牽涉到這麼大的地方,如果我們純粹只由於郵輪碼頭已外判給承辦商作商業營運,因而全盤交由承辦商判斷甚麼才是最適當的商業營運模式,甚或容許承辦商決定,寧可空置場地,也不願以較便宜租金租借給團體,我認為這樣未免較浪費,因為我們始終花了納稅人很多金錢來興建這個環境如此優美的地方。該處的主體當然是郵輪碼頭,但如果郵輪碼頭使用時間確實很少,而我們又沒有充分“地盡其用”的話,我認為我們是對不起市民。

在這一點上,因為我希望與人為善,我最後也作罷,沒有在法案委員會喋喋不休,阻礙條例草案通過。但我希望政府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它應該心中有數並在政策上多加考慮。雖然政府已經外判給承辦商以商業模式經營,但也可以透過承辦商執行雙方同意的政策,令土地得以充分運用。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由於《啟德郵輪碼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有較多條文,我未必能在15分鐘時限內就所有條文提出我的意見。有關“郵輪 ”的釋義載於條例草案第2條。根據釋義,郵輪除了指純粹為觀光或遊樂的目的而運載乘客的船隻,以及沿預定航線行走的船隻外,還包括專員批准的任何其他船隻。舉例而言,如果專員說貨輪也包括在內,那麼,貨輪也可以是郵輪。政府現在提出修正案,加入新訂的第22A條,明確賦予專員權力,可以批准上述“郵輪”釋義以外的任何船隻為郵輪。專員在行使權力時,必須清楚明白任何該等船隻不屬“郵輪”的釋義。由於他在作出特別批准時要符合本條例草案內有關“郵輪”的釋義,固此應小心行使權力。

代理主席,民主黨支持政府提出的這項修正案。我早前在二讀辯論中提到,如果沒有這項修正案,所有並非在“郵輪”釋義下的船隻理論上也可以停泊在碼頭。當然,釋義已訂明不包括“一般性”的船隻,但有些情況是從常理來說,社會或許會接受某些船隻可視作郵輪。如果不修訂條例草案中原本的釋義,便可能導致一個極端情況,便是郵輪碼頭變成讓住宅船停泊的地方。

在外國,有些大型船隻被改裝為住宅,然後分層出售。這些經改裝船隻可分為數個類別,有一些可以環遊世界。如果“屋主”想前往某個地點,只要乘飛機到某港口登船便可。一些特別富有的人也許喜歡這種生活。由於這些船隻可以環遊世界,所以都會途經香港。

我突然有這個想法。香港日後的地價可能變得十分昂貴,於是有人便把船隻改裝成現在流行的“?房”。這艘船隻停泊在郵輪碼頭,當然須支付停泊費。老實說,即使是陸上的正常住宅,業主也須支付管理費。說回船上的“?房”,船隻停泊在郵輪碼頭,入住的人每天下班後便登船睡覺,他們甚至可以選擇“海景房”。當然,這艘船隻不能長久停泊在郵輪碼頭,因為如果有真正的郵輪抵港,便得騰出泊位。可是,現時只有很少真正的郵輪來港。郵輪碼頭的管理層當然希望增加

收入。況且,容許那些船隻停泊,亦可帶旺郵輪碼頭,於是便會增加店鋪數目。這樣,人們下班後可以在碼頭的超級市場購物,然後返回船上的“家”做飯。除了購物店鋪外,可能還有健身中心,讓住客可以做運動。

當然,這是一個主意,但多一種居住形式是否好呢?我認為政府應該就此制訂政策。如果在符合法例的情況下專員予以批准,基本上是會影響住宅的定義。那艘船經常停泊在郵輪碼頭,究竟是否算是住宅呢?當然,如果被驅趕,它是會駛離郵輪碼頭,但繞了一圈後又會返回。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是要推廣郵輪,而法例又已有規定,便應在這方面努力,不應偏離碼頭應有的用途。當然,我不排除其他的私人碼頭可能容許這些“住宅輪”停泊。不過,當局不應放鬆法例。

條例草案的第7、8及19條是有關進出郵輪碼頭區和在其內停留,以及遵從指示、告示等事宜。第7及8條分別規管任何人、任何車輛或船隻進出郵輪碼頭區,包括賦權專員或獲授權人員命令任何人、車輛或船隻離開郵輪碼頭區。代理主席,這項權力真的太過廣泛。根據條文,專員或獲授權人員無須提供任何理由,便可命令郵輪碼頭區內任何人離開。

除了供郵輪停泊外,郵輪碼頭還可用作舉辦多種活動,例如演唱會。最近,郵輪碼頭也曾作為機動遊樂場。根據法例,專員無須給予任何理由,有權要求任何人離開。請不要忘記,那些人是買了票的。如果票上列明進場條件(ConditionsofEntry),禁止某些活動,而條件又是合理的,市民才會購票,因為他們知道不會無故被趕出場。現在的問題是,專員有權命令任何人離開郵輪碼頭,無須給予理由,而他的決定可能與旅客上落郵輪無關。郵輪碼頭所處的只是普通一幅土地,租出了供舉辦一些活動,門票又已售出,但一名政府官員卻基於長官意志,無故要求某人離開。政府怎麼可能制定這樣的法例?郵輪碼頭是花了大量公帑興建,根本是一個公共空間,市民應該有自由在那裏進行活動。

如果當局希望善用這個公共空間,加入一些條件也是公道的,但要清楚說明細節。舉例而言,西九文化區有附屬法例,康文署也有。如果不合理,立法會可以予以修訂或甚至反對。可是,條例草案則是“無字天書”,一切視乎專員,不需要預先通知,又不需要透過主辦單位在售票時預先公布條件。

如果當局在法例列明禁止在郵輪碼頭玩滑板車、踏腳踏車,法例便不致是“無字天書”,不會令市民無所適從,亦不會輕易引發衝突。如果市民花了過千元購買演唱會門票,卻被專員要求離開......原因可能是他穿?的T恤上有“旅遊專員可?”幾個字,激怒了旅遊專員。理論上,專員是可以無須解釋要求他離開的,但在現今社會,市民很難接受這本“無字天書”。

因此,我在法案委員會強烈要求政府限制專員及獲授權人員的權力。除專員外,他還可以授權外判公司的某位僱員要求任何人離開。我認為這項權力只應在具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行使,例如與郵輪碼頭的運作、安全和保安有關等。修訂條例草案可以在行使權力和確保市民能夠自由使用郵輪碼頭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主席,根據條例草案第 19條 ,“任何人當身處郵輪碼頭區內時,須遵從專員或獲授權人員作出的合理指示或命令;或專員或獲授權人員展示的告示或標誌”。同樣地,專員和獲授權人員的權力實在太廣泛。所謂的合理指示或命令,亦可與郵輪碼頭的運作和安全無關。那麼,法例便不應授予專員或獲授權人員法定的權力。幾經辛苦,討論了很長時間,政府最後也願意接受我的要求,提出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便可以讓市民合理地使用郵輪碼頭這個偌大的公共空間。

涂謹申議員:主席,因為涉及多項修訂,所以我恐怕一次說不完,但我不會重複內容。條例草案第16條是有關“營業活動和廣告宣傳”。這項條文是對在郵輪碼頭區內進行的營業活動或廣告宣傳活動作出規管,包括訂定禁止行為,除得到專員或獲授權人員准許,禁止出售任何物品,要約出售任何物品,以及為廣告或宣傳而展示任何資料,或分發任何東西。

主席,郵輪碼頭的附屬商業區屬於郵輪碼頭區定義的一部分。在禁止進行若干營業和廣告宣傳活動方面,條例草案應涵蓋得更具體,禁止行為亦不應過於嚴苛,以確保可進行商業分租客的日常營業活動及市民大眾慣常在茶樓或餐廳做的事;例如個別人士在郵輪碼頭內互相分享自用物品,是不會不慎觸犯法例的。

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很容易令專員或獲授權人員過於寬鬆地使用權力。如果前線人員說自己是獲授權人員,他說不行就是不行,我相信這樣會引來很多不必要的衝突。因此,我要求政府加以規限。政府現時提出的修訂勉強可以接受,表示專員可直接發出命令,在郵輪區的當眼處展示告示,規定禁止行為,當有人拒絕遵從已發出的命令或標示的告示,才會被視為觸犯罪行。這樣會令前線獲授權人員不易隨便行使權力,亦令市民知道要遵從發出的命令或展示的告示,清楚知悉內容,包括禁止的營業活動和廣告宣傳行為;這樣可方便執法,也避免容易產生無謂的衝突。

主席,在這項修訂中,本來禁止的範圍實在太闊,禁止的地方和實際的行為也太闊。舉例而言,即使市民並不身處主要通道,也沒有阻塞通道,可能只是站在一旁,甚至已遠離通道出入口,如在咖啡廳或在茶樓喝茶敘舊,或旅行後團友有用剩的東西可以讓給其他團友,或是經紀在介紹出售的樓盤,或是保險從事員約客戶到茶樓喝茶,慢慢推銷保險服務,但根據本來的寫法,做上述事情都是犯法。我覺得這與一般市民對身處的地方能否做某些行為的理解,與常識、常理相差太遠。

即使現在進行修訂後,不是訂立法例禁止,而是發出命令不可進行某些行為,政府也要講求一個“信”字。最後,若不合理地行使權力,仍然會將該區域變成非常受約束的制約區域。以商業為例,我相信若某些行為不阻礙地方,專員可能不會理會。但是,我們會想到比較敏感的情況,例如乘搭郵輪而來的旅客是一位會被抗議的人物,究竟當有人聚集碼頭區抗議時,在公共地方......當然,我們不能違反《公安條例》,暴力行為、暴動當然是不容許的。但是,當市民正常行使和

平示威權利時,如果政府透過商業經營者表明基於商業經營的角度考慮,所以不容許抗議示威,因為那人是乘搭郵輪而來的客人,若遭抗議,各名人日後便不會乘搭郵輪來港,郵輪也可能因此不在香港停泊,那麼他便無法得到停泊費。因此,商業經營者是用商業理由來禁止那些市民,政府是透過商業經營者“使橫手”利用法例來做出這種行為,因為法例已經授權給他。然而,可能最終來港的是一位政治人物,不是甚麼大明星。總之,一旦擁有這種權力,在不當運用的情況下,

便有可能將我們的一些遵守《公安條例》、和平、非暴力的行為限制,甚至禁止。

為甚麼我認為這是很重要?大家需要明白,碼頭的地方真的很大。例如張德江委員長來港,當局封了路,示威區更被移至遠處。若有一天他真的要在碼頭下船,碼頭很大,但市民可能完全不能進入,只能留在碼頭外的區域,不止看不清他的容貌,就連聲音也聽不見。如果落實了這項條文,我覺得會把原先廣大的公共空間,我們平常可以享受的悠閒,包括我們在遵守法例之下,和平行使集會、遊行的權利都予以抑制。如果這樣做的話,我覺得最後可能要申請司法覆核或搞其他行動,因為這是不能上訴的,而且不受其他法例上訴所規管。然而,最低限度這較原先的優勝,因為並非一般的禁止。

主席,第17條是有關“危險、妨擾等”罪行,如果專員或獲授權人員如認為,某人正在或很可能會對郵輪碼頭的運作造成干擾,或可能對郵輪碼頭區內的其他人構成危險或造成妨擾的話,會禁止他進入或命令他離開碼頭。在層層授權的情況下,獲授權的人可能是碼頭營運者或物業管理的初級前線人員,他們在執法時,對甚麼是構成危險、構成滋擾的判斷的標準,可能相差很大。

有時候,我們在商場遇到保安人員指不能進入,我們都會聽從,不會爭拗,因為這是一個商場。可是,現在指的是一個原來是公共空間,但卻判給了營運者,並賦予法定的權力。例如有一間商場快餐店的營運者做了一些很差的行為,我忘記了是解僱員工還是工時調整,或是涉及十分麻煩的合約糾紛問題,我和約10個人到商場抗議。普通商場當然不會容許我們到場抗議,因為會影響客人,商場的保安人員可以報警,警方會視乎需要多少時間、滋擾的情況、有沒有阻礙其他人等,判斷有否需要運用警察的法定權力執法或進行拘捕行動。他們都是曾接受培訓的紀律人員,有一套自己認為合理與否的判斷,懂得處理這種狀況。

然而,在郵輪碼頭區內,如果有人報警,當然是對警察是否運用他的權力的考驗。然而,這些原來是碼頭的職員便可擁有的法定權力,他們可以在這個很大的地方做出一個很隨意的判斷。這樣,這個地方就會變成生人勿近,所有事情都可由他們決定,更甚者就正如其他同事所說,市民享用公共空間的自由度會被大大收窄。

主席,政府現時接納了我的建議,加入“合理地”認為,這是其中一項可以在法例上作出的改善,因為這些人的判斷最低限度都要是“合理地”認為。不過,如果基層員工沒有良好的訓練,怕要負責任,他的“合理地”認為就會很容易被認為是不對的。所以,我們覺得營運商要承諾,須提供判斷當場處境的良好訓練,甚至在甚麼情況下要提升至主管級處理,才能讓他們運用這項重大的法定權力,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謹記,鏡有兩面,他們有法定權力的同時,市民就會少了自由。如果他們真的運用了這項權力,而市民又跟他們對抗的時候,如果最後被定義為不正當的話,市民便會觸犯刑事罪行。如果是平常情況,商場保安人員驅趕而不離開的話,市民是不會即時干犯阻差辦公的罪行,因為商場保安人員不是警察,又或者是干犯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的罪行,因為商場保安人員不是公職人員。

可是,市民在郵輪碼頭被保安人員要求離開而不遵從,而最後法院認為保安人員的命令是合理的話,市民就是干犯刑事罪行。這對於普通市民平常指講道理的情況,其實是沒有道理可言的,因為最後法院認為保安人員是合理的話,市民就會即時變成干犯刑事罪行。所以,除了字眼上要寫明“合理地”外,政府亦要說服我們在這項權力生效後,一定要同時提供適當訓練,令政府也相信雖然這隊人不是警察,但他們了解如何運用法例,或在甚麼情況下要提升運用這個權力的層次。他們一定要接受相當高水平的培訓,否則情況會變得相當危險,令市民受到影響。

主席,條例草案第20條是有關“其他受禁行為”。這項條文是規管其他受禁止的行為,包括拋擲、棄置、遺留或丟掉紙張或廢物。主席,規管拋擲垃圾,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是不可能准許拋棄垃圾的(計時器響起)......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完全沒有重複,我在逐一討論各項條文。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明白,我都已盡量精簡,因為很多議員都問我,為何我對這項條例草案會有這麼多意見,因為條例草案在法案委員會審議了很久,我已把8次會議共10多小時的審議內容,加上會外的會議,濃縮至10多分鐘來解釋所有條文。

涂謹申議員:主席,因為我想記錄在案,政府提出了修正案,但是單看立法會議事錄,是無法明白修正案背後的意思的,因為政府不會主動將議員認為有問題的地方說出來,這就是原因所在。

主席,我說完這次,便應該完成發言。不准在郵輪碼頭拋棄垃圾,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因為沒理由可以在郵輪碼頭扔棄垃圾,否則,那裏豈不是變成垃圾山?但是,當局用的字眼卻很奇怪,例如“不得拋擲紙張”。當然,如果該紙張是垃圾,便屬於垃圾,即是刻意掉垃圾。但如果該紙張不是垃圾,而你單項列出“拋擲紙張”是一項刑事罪行的話,我們便要問,為何會這樣呢?政府的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是抄寫數十年前的法例的,但問題是,即使是抄寫,我們都要看看當時為何會這樣草擬那項條文,但政府又答不出來。

我們必須想一想,會否有一些事情或行為,在歷史上或在那個時空,原來是大逆不道或不應該做的,但在數十年後的今天,卻未必可以完全以相同的標準來衡量的呢?我舉一個例子,客觀地說,假如一位很不受歡迎的領導人乘搭郵輪訪港,有人透過拋擲單張,甚至“陰司紙”來抗議,當局最後打算引用此條文來控告那人,這樣會否影響抗議自由及和平示威的自由呢?

大家記?,以前啟德機場、郵輪碼頭等地方往往是富人才會前往的,要有錢才能乘搭飛機,一般人很難有機會,窮學生即使要留學,也要儲很多錢才可以。所以,以前有一項關於啟德機場的條文是禁止說粗口的,不是為了罵人、不是為了冒犯另外一個人,總之不能說粗口。所以,當時的想法可能是,以前到機場的都是要回祖家的英國人或最低限度是貴族、爵士、仕女,他們怎能在機場說粗口呢?同樣,你會否在郵輪碼頭拋紙張?拋擲任何物品都會很失禮,所以當時的想法,並不會想到人們會在郵輪碼頭抗議,亦不會在郵輪碼頭示威。

主席,所以我堅持反對這項條文並不是純粹因為其行文老舊,而是因為在現代社會,每個字都要斟酌,尤其是一個民望很低的政府,它做的事得罪市民,很喜歡限制市民的權利和自由,有權用到盡,所以我們更加要跟它算清楚每一個字。政府最終刪除了“紙張”這兩個不必要的字,我是接受的。

在同一條文中,提到禁止“遊蕩”。剛才也有同事提到這一點,以前警察俗稱為“油雞罪”,其實這罪行已經取消了數十年,在霍德任布政司的英治時代已經作出修改,因為不能單單因為某人無目的地走來走去,便可以拘捕他。如果真的是這樣,便很大件事。我失戀,走來走去,便會被拘捕;我沉思,走來走去,又會被拘捕。根本沒有任何前提也可被拘捕,但《公安條例》已經修改,主席應該仍歷歷在目,因為當時左派的人隨時會在走來走去時手持橫額或在牆上張貼單張。

在英國管治香港時代,《公安條例》的很多類似條文都寫得很嚴謹。但是,我難以想像,為何在現時這項條例草案也會出現這項簡單遊蕩罪?其他條例全部要與刑事罪行有關,例如想搶劫或有不軌企圖等,而不是這種簡單遊蕩罪,走來走去便會犯罪。

主席,當我們問政府為何要訂定遊蕩罪時,它表示這是照抄以前的法例;再問它原因,更有趣,它說是為了反恐。原來政府訂定遊蕩罪是為了反恐,靠反遊蕩行為來反恐,它說恐防有人“踩線”,恐防有人炸郵輪,於是要監察走來走去的人,看看哪裏有保安漏洞,把可疑人物拍下照片,記下他的位置、共走了多少步、走到哪裏。

主席,我真的很難想像,郵輪碼頭這麼先進,隨處都是閉路電視,如果真是有一個“生面口”的人“踩線”,其實當局不用透過控告他刑事行為,而是應透過跟蹤、截聽或其他行動來進行反恐。它不應透過在條例草案中加入遊蕩罪來反恐,它最初還說這是反恐所必須的。

主席,幸好,政府最後亦將條例草案對比《公安條例》的所有條文,發現條例草案較《公安條例》更嚴苛,《公安條例》也沒有禁止遊蕩的罪行,條例草案竟然可以禁止行人在那裏走來走去。最後,政府作出修訂,將它變成要出於有危害、有犯罪意圖,才會禁止任何人在郵輪碼頭遊蕩。

大家都知道,遊蕩罪本身與我們享用郵輪碼頭這公共空間,是非常矛盾的。我們如何享受這個空間?便是透過走來走去來享受這個空間。我已沒有說得好像梁國雄議員所說般,要飲酒消愁。走來走去都是正常享用空間的方法,因為那裏空間大。但是,政府卻說走來走去也屬罪行,如果是這樣的話,我難以想像我們還可以如何使用這個公共空間。

主席,最後,我想說的是條例草案第21條。在法案二讀時也有同事提及,當職員拘捕某人後??注意,作出拘捕的人不是警察,而是碼頭的職員或一般來說是保安人員??在其他很多讓非公職人員作出拘捕的情況,一定會有條文訂明,必須盡快或立即把該人帶到警署,一定是這樣子的,而不會讓那非公職人員在某種情況下,可以延遲把被拘捕的人交給有公權力的警察或其他人員,是不會這樣草擬的,一定會有立即或盡快的字眼。

但是,這項條文原本的寫法是“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我知道剛才有同事,好像是姚思榮議員說,他認為碼頭那麼大,要給點時間,可能不是立即可以交給警務人員。我們現時說的“立 即 ”,一定是 incontext的“立即”,如果旁邊沒有警察,便立即由該處帶到警署,例如最近的可能是牛頭角警署我不知是牛頭角警署還是其他警署較近。問題是,說到立即,便應該是馬上起行,不能把該人扣留在房間一段時間才起行。所以,這是說不通的。

問題並不在於碼頭大不大;碼頭大,便需要較長時間才到達警署,但這樣也是立即,因為是馬上起行,而不是職員作為非公職人員可有權力扣留該人一段時間,甚至為了嚇唬或玩弄他而可以延長扣留時間,但其實職員最後為免麻煩根本不想作出跟進。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是說不通的。所以,所有法例也是一脈相承,在條文中也有這個要求。可能同事不太熟悉其他類似的條文,所以不太明白有關

的運作。

主席,現時改為“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立即”當然沒有問題,根本立即便有“在切實可行範圍”的概念,如果政府非要“跌落地?番?沙”,堅持是“切實可行範圍內立即將該人帶往警署”的話,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其實意義一樣,但並非其他同事所說般,總之不用寫出來,政府原本的條文也可以,更有效率等。

需知道,一個人被剝奪自由是相當嚴重的事,尤其是當剝奪他自由的人根本沒有接受過紀律訓練,只是碼頭一名普通職員,但原來他有此拘捕權力。但是,要注意,如果你掙扎、糾纏,你便犯罪;如果你抗拒拘捕,又是另一種罪行。如果條文是這樣寫,換句話說,被拘捕的人便是“肉隨砧板上”。如果在警署,最低限度警察有法律和整套規則另外規定如何處理疑犯、如何處理被拘捕的人,例如可以與律師見面。很簡單,如果被扣留在郵輪碼頭,律師可否去保護他的權利呢?

需知道,他面對的只是一名碼頭職員,所以大家難以有合理的關係來處理這個狀況。

雖然主席說我“長氣”,但我用開會時間(包括公開會議和閉門會議)來說服政府真的很辛苦和很困難,我也不知為何處處碰壁。不過,最後也算了,我覺得這樣修訂也勉強可以接受,我也希望條例草案真的能通過,因為我知道條例草案的其他部分也有其需要通過的理由。我只是希望政府在我提出上述關注後,理解到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例如與碼頭經營者作出妥善安排,而且碼頭經營者亦需要妥善訓練員工,讓他們明白如何運用這些法例條文,以及前線員工在具體情況下,如果不是真的很嚴重、涉及生死的事,他們是否會用多一分忍耐呢?因為碼頭很多時候也是靜悄悄,根本甚麼也沒有,但如果職員很容易過分運用這些權力,最後便會令大家的關係很緊張,令碼頭變成神憎鬼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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