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二讀發言︰《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要概括現時的私隱保障,尤其是在截取通訊方面的私隱保障,我會說“法律失平衡,私隱無保障”。固然,我們必須在維護治安和保障私隱之間作出平衡,但現時兩者卻失去平衡。我要提醒自己用較淺白的語言,讓每位聆聽這次辯論的市民都能明白一些他們不常接觸的字眼,例如竊聽或通訊等。不過,凡此種種,市民其實每天皆會接觸到。

以前,最能保障私隱的通訊方式可能是通電話,當然更能保障私隱的方式是面對面的對話。不過,如果雙方皆無法見面,該怎麼辦呢?雙方會通電話。為何通電話能保障隱私呢?從前,電話通話的內容會煙消雲散,不管內容是有關集合地點或交收安排。不過,由於現代科技發展,雖然電話通話內容會煙消雲散,但很多人已不再通電話。各位市民及同事可問問自己。當大家手持智能手機時,最常使用的通訊應用程式可能是WhatsApp最少我是如此有同事可能會用別的應用程式。為甚麼呢?因為該等應用程式可確保即使對方不接聽電話(pickup thephone),亦能收到信息。有關的應用程式亦留有紀錄,大家可以選擇即時刪除或保留,有不同模式可供選擇。

以前,WhatsApp不具備錄音功能,但現在已經具備。昨晚,我兒子想我早點回家在他睡覺前給他說故事。當然,我做不到,我要說句“對不起”,我今天晚上也可能無法做到。不過,他可以給我發一個話音信息:“爸爸,快點回家給我說故事。”所以,我現時無需與兒子或朋友通電話,可以用這種延遲時空的話音通訊方式。

正因如此,以前的法例......我在1991年擔任立法局議員,推動保障話音通訊的私隱。這確實是保障私隱的努力。在1997年,我成功提出議員法案,時任總督彭定康在離任前簽署該法案。不過,在回歸後多年來,前特首董建華卻拒絕簽署。正正因為梁國雄議員提出司法覆核,促成《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條例》”)的制定並在2006年生效。晃眼間10年過去,現在已是2016年。大家現時很少通電話,更多使用的是通訊應用程式。這些應用程式會保留通訊紀錄,不單在手機

內,亦在互聯網供應商或應用程式開發商的伺服器內。

《條例》其實應改稱《截取傳送中的通訊及監察條例》,因為《條例》只涵蓋傳送中的通訊,要截取有關通訊,便要向小組法官申請,門檻是較高的。雖然仍然未如理想,但有關門檻最低限度仍是較高的。不過,除非警方必須截取實時或即時的通訊(例如要與綁架案的肉參聯絡,或要就販運毒品的案件採取即時的大規模行動,需要極短時間內破解有關地點或進行跟蹤),否則的話,就已經通訊的信息紀錄,包括即時通訊應用程式(例如WhatsApp)的文字或話音通訊紀錄,警方可以在1小時後或翌日早上申請手令。這並非所謂的“截取通訊手令”。警方只須向裁判官宣誓,而所關乎的罪行亦無須屬嚴重罪行。較輕微的罪行,警方亦可以向裁判官申請手令。警方在執行手令時,不單可以搜集昨晚的通訊,甚至是半年以至1年前的通訊亦可以搜集,不論是透過哪種模式的通訊、在甚麼情況下進行的通訊,以及通訊的地點。因為有些應用程式會記錄地理資訊。事實上,他們可以無所不知,例如誰在何處說過甚麼話,然後到別處,再說了甚麼話。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向裁判官申請的手令的嚴謹程度,遠遠低於現時《條例》的要求。當然,法官並非閉上雙眼便簽署,我不能這樣說。《條例》訂定了高標準,就嚴重罪行而言,有《實務守則》訂明向小組法官提交的誓章的要求,而警方及其他執法部門必須由高級人員作內部監察,而最後又有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專員”)作出事後監察(包括即將通過的“事後翻聽”做法),以了解執法機構有否“出蠱惑”。不過,即使有高級法官嚴格把守第一關,再由另一位有資

歷的上訴法庭法官擔任專員進行監察及發表報告,列明發出的手令數目及所涵蓋的嚴重罪行,其實執法機關透過向初級法院所申請的手令,已經可以獲得有關資料。由此可見,市民的通訊從來不受任何保障,而在截取通訊方面,市民更是不受任何保障。

最離譜的是,當我們向局長指出,隨?科技發達,《條例》已相當過時,局長竟然表示不會進行任何檢討,又說《條例》行之有效。當我們詢問《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會否涵蓋WhatsApp時,他卻不肯回答。當然,他認為現時的做法真的非常好,因為執法當局只須向裁判官申請手令,便能搜集所需的通訊資料,又無須向高等法院的法官申請,不用擔心由上訴法庭法官擔任的專員會“從中作梗”。對於執法機關而言,現時的做法當然很好,因為他們無需擔心會被專員責罵,又無需擔心會被“事後翻聽”,看看他們有否違規行為或濫用。

凡此種種,便是我認為《條例》已失衡的原因,因為《條例》現時只能保障很少市民的私隱,這是因為市民已經大幅減少通電話的情況。大家要緊記,我的發言是不分守法市民或賊人的,因為《條例》是保障所有人的。當然,對於賊人而言,我們同樣會使用合法和合適的方法進行竊聽、監聽和搜集資料。然而,我們不能排除警方誤中副車的可能性,有可能將“好人當賊辦”。警方可能會長時間錯誤監聽某人的通訊,知道他所有的私隱,但後者最後卻無法追究責任。原因是,即使執法機關錯誤監聽某人的通訊,也無法根據《條例》通知法官,然後再通知當事人,以致受害人無法獲得賠償。

所以,要與時並進,讓市民覺得涉及自己私隱的通訊可以得到最高層次及最高標準的法律保障,《條例》便必須涵蓋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及當中已發出的信息的備存紀錄,把有關信息視為是在傳送中的信息加以保障。只有加入這種更高標準的保障,才能達到市民對自己的私隱獲得真正保障的期望。

主席,政府現時的做法便彷如“擠牙膏”般,當專員表示要翻聽監聽紀錄,他們才會提供相關的部分。不過,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權力卻很快。例如,政府建議在《條例》下加強監察??雖然正如我所說般,此舉根本是可有可無的,因為大多數市民現時並非透過電話對話進行通訊。但政府不但“唱慢板”,更將條例草案置於較後的位置。主席,每次當我們討論法案進行二讀辯論的次序,政府故意將條例草案置於較後的位置。當內務委員會完成審議一項法案,並準備提交大會辯論時,政府會把該法案置於條例草案之前。換言之,從政府的角度而言,即使條例草案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前無法通過,也是沒有所謂的。條例草案沒有建議更大保障。政府的心態是,要向立法會申請權力便會行動迅速,但如果要增加保障和監察,但有其他事項需要先處理,就會先處理其他事項,把條例草案置於較後的位置。

主席,在《 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的委員當中,我可能是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議員所指的“很堅持”的人。在2006年時,我已相當堅持,又通宵達旦地工作。當時,仍是議員的劉江華說道一項修正案也不能通過,我這一輩子也會記得。我至今仍然很堅持,但我這份堅持已經減弱了,因為市民已經不再經常通電話。我們現時其實需要一項全新的法例,應該重新草擬條例草案,最低限度應該將條例草案涵蓋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否則的話,絕大多數市民其實無法享有《基本法》下應有的保障。就此,讓我模仿蘇錦樑曾說的一句說:“記?這個特首,記?這個局長,就是因為他們在我們的4年任期內完全不作修改和檢討,以致我們的私隱保障無法達到應有的標準。”

主席,我曾提出修正案,將條例草案涵蓋WhatsApp這類的通訊應用程式。可惜的是,主席在裁決中指修正案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原因很簡單,就是政府故意把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收窄至我們無法作出任何修改,只可以通過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這就是政府的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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