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二讀發言︰《2016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這項《2016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是關於交換稅務資料的安排,其實我不太接受這個原則。雖然單仲偕議員說我們會支持,但說得坦白一點,我們不能不支持,只能勉強支持,因為我認為如果不支持的話,我的判斷是後果可能嚴重至關乎國 際層面,甚至乎是制裁的程度。由於我10多年來一直有就這類法律的修訂發言,我在此不再重複。就這項安排來說,我覺得是被迫這樣做的。

大家要記?,如果說國際上的司法互助,例如有一名外國逃犯來到香港,於是大家簽訂協議,以交出這名犯了法的逃犯。這可以說有必要訂立嚴謹的程序,令犯法者不要以本港作為避風港。但是,稅務的情況則不同,因為現在我們說的不是一個人逃稅的罪行,然後大家合作,協定互相交出有關人士的資料,以便展開刑事法律程序。這裏說的合作是如何合作呢?意思是你有一些人在我這裏居住,我有一些人在你那裏居住,換言之,香港有一些外國人甚至是香港人,他們可能?? 請記?,這裏說的是有可能 ??要向其他國家繳稅,那麼,我們便將他們的資料提供予這個國家。大家必須想清楚,意思是這人可能要向外國交稅,我們便要將他的資料交給對方。

請記?,一個社會或國際社會的人口流動、商業和金錢方面的事宜,其實是很複雜的。我們說逃稅是罪行,正如在很多地方這均屬罪行,但至於避稅,第一,在很多國家這不屬罪行,而且由於種種原因,可能基於商業安排而要在資金或公司架構上作出這樣的安排,以至最後事實上少交了稅款。當然,有人的目標便是避稅,一心只想少交些稅款。但是,如果規定每個司法管轄區內有甚麼人、有甚麼資料、有甚麼私隱,悉數都很容易便可交給全世界,好像是透明一樣,從自由的角度來說?? 我是比較擁護自由主義的 ??從保障個人私隱和人權來說,我很難接受不同政府可以追蹤到天涯海角,只要他可能要交某些稅項,他便好像無處容身般,每個地方都好像要揭發他。不論從哲學原則或政治理論原則來說,我也覺得很難接受。

當然,你持守某種價值,有時候都要視乎現實。現實就是正如我開始發言時所說,我們不能夠不做,情況是“殺到埋身”。說得坦白一點,在本會我可算是唯一一位公開這樣說的人,無論是在大會或法案委員會,以往多次我也說我們的稅制不是全球徵稅,我們的稅率低,資金可以自由流動,自然會吸引很多這樣的資金、這樣的人、這樣的公司來香港處理他們的業務。但是,別人並不是這樣,別人的做法是基於種種原因,可能是社會的設計和制度,他們的稅率很高,實行全球徵稅。當然,實行全球徵稅,他們可能因此而可以在全球保護其國民,在緊急撤僑的時候,他們的艦隊或航空母艦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到達一些危急地區保護其國民,甚至派遣海軍陸戰隊拯救他們,可能他們付的全球稅是物有所值也說不定。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實施這法例,而我再說一次,我們是不能夠不做而已,因為我的判斷是如果香港不做,便會有很嚴重的後果。所以,我們必須做。我們還必須考慮一點,便是應該做多少呢?我們是不是要做到“加零一”,抑或做到僅僅令別人沒有口實制裁我們,沒有口實向我們的國家主席投訴......以前曾出現這情況,當時胡錦濤主席正在歐洲,我們差點遭受制裁,因為有人說香港是逃稅基地、避稅基地、避稅天堂。我覺得我們應該採取的標準是,我們只需要做到剛剛好符合國際標準,令人家沒有口實說我們違反協議便可以了。

代理主席,我的修訂不是單單為了市民的保障,而是我覺得可符合我剛才所說的標準,也就是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以履行我不能不同意的公約。我曾經在法案委員會上詢問政府實施我建議的secondaryenforcement的可行性。舉例說,銀行給你一份表格,你填寫的資料有些可能不正確或虛假等;但如果要控告這個人,稅務局必須向他發信,要求他提供有關資料,而如果他收到稅務局的公函後仍然提供虛假資料,我想市民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控告,說得通俗一點,便應心甘命抵,因為稅務局要求市民填報任何資料,市民均應小心填妥,無論是每年的報稅表或稅務局要求再補充的資料,這方面大家也應已習慣。

然而,銀行也經常要求客戶填寫資料和更新個人資料,其目的究竟是如我不更新資料,便不能成為專業客戶,抑或如我不更新資料便會被封鎖帳戶,不能提取金錢和不能購買股票呢?這種種情況均會出現。再者,銀行有時會為了向客戶進行商業推廣,或希望向客戶提供更多的優質服務而經常要求客戶填寫很多問卷。那些問卷可能是為商業用途或推廣的目的,而即使是為推廣目的,有時也不只是推廣公司本身,而可能是為了推廣旗下的子公司,例如宣傳保險或其他服務等。銀行經常會詢問客戶,例如說“陳教授,你有多少身家,是400萬元至600萬元、600萬元至800萬元,抑或1,000萬元至2,000萬元?”對我來說,我經常也不想回答他們這些問題,你只是我的banker,而坦白說,很多人也不認為他們是自己的banker,只不過是把存款放在戶口內,根本不會動用,為甚麼要時常告訴他們我現時有多少資產?不論甚麼情況,但最低限度,對於這些問卷或向銀行客戶索取詳細資料的問題,我真的不明白為甚麼銀行要提出這樣的問題。當然,銀行表

示這些資料能使他們向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但市民有時是會有一種抗拒心態的。

現時的情況是,市民突然收到一封信,而完全沒有留意原來那封信是要求他們向稅務局遞交資料,更甚的是並非向我們的稅務局提交資料,而是把資料提交給其他地方的稅務局,如果填寫的資料錯誤或不正確,便要負上刑事責任。在這樣的情況下,日後市民如真的因此而被人控告,我作為議員,也會為市民感到不值。對於這樣的制度,如果由於涂謹申的修正案未能獲得通過,由於其他同事聽完我說也不被說服,以致最後政府真的提出控告,坦白說,我認為是“死得唔抵”,

市民也不會甘心。

就這個制度,我曾詢問政府如果採納我的建議會否違反國際協議?答案是不會。原因為何?因為雖然國際協議訂明必須設立機制懲罰提供虛假資料的人,但沒有說一定要對第一次提供虛假資料的人作出懲罰。如果政府想做得穩妥一些,可以訂明由官方機構詢問帳戶持有人,而如果他仍然提供虛假資料,這樣才懲罰他,這樣做並沒有違反我們現時須遵守的國際協議,而我認為這樣的保障對市民較好,因為不會那麼容易冤枉一些填寫資料時比較掉以輕心的人,甚至那些以為資料是提供給銀行,而本身因十分不想向銀行提供這些資料而沒有提供正確資料的人,但最後卻被稅務局提出檢控。

代理主席,我們不需要做到“加零一”,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在帳戶持有人提供第二次虛假資料時才作出檢控,這是沒有違反公約的,但我無法說服政府,而我為甚麼在上次會議上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呢?便是因為我看見單仲偕議員進來時只有他一人。我們花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時間討論這觀點,代理主席你是法案委員會主席,我要說句不好意思,我可能是較為麻煩的人。我認為這項措施一旦實施,數十萬的市民可能受到影響,只要有1%的市民掉以輕心,或心想銀行要求提供的資料可以胡亂填寫而沒有認真看待,但最後稅務局卻可以對他們作出檢控,大家說這樣是多麼的不公道。

代理主席,政府可能會說即使他們取得銀行的資料,仍會要求帳戶持有人前來稅務局正式解釋一次,但大家要記?,如果政府真的要求帳戶持有人前赴稅務局作正式解釋,並要求他再提供資料,而他仍然填報虛假的資料的話,我認為他被控告也應口服心服。但是,現時的情況不是這樣,帳戶持有人到稅務局後,便被當成罪犯般接受審問,而審問的內容是帳戶持有人原本填寫、向銀行提交的那份表格,並非給予他機會再回答有關問題,而是政府人員會查問他為甚麼這樣填寫銀行提供的表格。

政府表示不會因為那份表格便控告帳戶持有人,這樣做當然不可,但他們會把帳戶持有人當成罪犯般審問。大家想想,一般奉公守法的市民面對?一份由銀行提供的問卷,可能在填寫過程中填寫錯誤或不太正確的資料,接?便被要求到稅務局,好像罪犯般被人審問,而大家要記?,稅務局審問這人後,不會給予他再次填報資料的機會,然後以第二份填報的資料為準,而是稅務局會根據審問的結果決定是否向他提出刑事檢控,我認為這情況非常不公允。我並非希望政府此刻會改變主意,因為他們很心硬,不理會市民的死活。我今天發言是希望為在電視觀看我們辯論的觀眾和市民講公道說話,我希望其他黨派的同事就這一點來說,能夠考慮到修正案並沒有違反大原則,為了市民的保障,可以稍稍幫助他們,好嗎?如果這樣也不可以,他們應自己去面對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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