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修訂發言︰《2016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所載修正案,以修正第9及11條。

代理主席,我現在想技術性解釋我的修正案。正如我剛才在二讀辯論時所說,我認為政府某程度上透過這項法例強制銀行設立一個制度,藉此向客戶收集資料。政府在法例中稱這些資料為“自我證明”。換言之,銀行可向你索取資料以作證明,所以稱之為“自我證明”,該5項資料包括姓名、住址、居留司法管轄區、稅務編號及出生日期。

關於填寫姓名出錯,我認為唯一可能是刻意填錯。我也不知道所謂“花名”是否包括在內,條例草案並沒有提及此點。可是,如果你有多個姓名,這樣便可能會遇上麻煩,因為政府現在表示如果填寫這5項資料出錯,有關人士可能會被檢控。如果有人作出“虛假”陳述而被檢控,我認為這做法有道理。我現在指的是作出“虛假”陳述,而不是針對第一次或第二次作出的陳述。但是,所謂作出“誤導性”陳述便有問題。究 竟 何 謂 “誤導性”?代理主席,我在修正案提出刪去這一點,因為我不明白“誤導性”究竟指的是甚麼。我們曾經要求政府提供案例,但政府無法根據《稅務條例》提供有關“誤導性”的案例。

大家想想,《稅務條例》已執行多年 ?? 我不是說現時討論的新建議 ??但政府仍然不能舉出一個案例,解釋何謂“誤導性”。作出“虛假”陳述真的表示有虛假成分,但如果有人戴?“有色眼鏡”來看某個答案,便可能會覺得有“誤導”成分;從客觀角度來看,卻未必可以構成“誤導”。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誤導性”是指甚麼。即使我只是要求提供尚未作出決定的案例,讓我知道在甚麼情境下作出的陳述可被視為“誤導性”,政府亦無法引用稅務例子。所以,我們不知道何謂“誤導性”?可是,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政府便可以藉此作出檢控。

讓我以身份證名字作例子,例如我在香港用“涂謹申”這個名字,但如果我同時是英國居民但名字不一樣?? 我其實不是英國居民?? 那麼我應該填報香港司法管轄區還是英國司法管轄區的姓名呢?我真的摸不?頭腦。我也不知道政府會如何回答,我相信陳局長也同樣摸不?頭腦。如果他有膽量的話,請回答我的問題。

我可能真的有兩個名字,分別在香港的正式文件和英國使用,例如TOKun-sun James和James TOKUN-sun。這會否被視作兩個名字呢?別人也可能不知道我的姓氏應該是SUN、 TO,還是 JAMES?那麼我填寫的名字會否被視為“誤導性”呢?

剛才這個例子的名字尚算相似,但有些名字卻完全不同。我們身為律師在處理例如遺產時,也處理過一些類似個案。例如有人在數十年前前往秘魯做小生意或從事餐館或洗衣工作,因而改了另一個姓名。又例如菲律賓有很多華僑選擇更改姓名,姓陳的變成了姓TAN。那些前往秘魯的香港人可能按當地習慣改了一個新名字,那麼當他在香港要填寫姓名時,是否應填寫第三項居留司法管轄區的姓名,還是有稅務編號的姓名呢?何謂“誤導”和 “虛假 ”呢?我明白何謂作出 “虛假”陳述,例如某人提供一個從來不存在的名字,這樣便屬於“虛假”行為。可是,如果某人有數個名字,但他只填寫了其中一個名字,卻沒有填寫其他4個名字,這做法屬於“誤導”嗎?代理主席,我真的要請教陳局長。

關於“虛假”陳述,我們尚算懂得分辨真假,但作出“不正確”陳述究 竟指的是甚麼?是否指填少了其中一個字?我真的想向局長討教,或給我一個案例,讓我知道在實際執行時,哪些陳述屬於“不正確”、“虛假”或“誤導性”。

代理主席,我為何這樣?緊這幾項填報資料呢?現在談談與住址有關的問題,讓我舉沒有升降機的唐樓為例。唐樓跟新樓不同,五樓經常被誤作六樓,情況十分複雜。又例如一位長居日本的人會視地下為一樓??因為在日本所有升降機的地下層都以1字代替。如果以樓層為例,何謂“誤導性”呢?如果根據第一次的陳述執法指某人作出“虛假”或“誤導”陳述,甚至交由稅務局審理,我覺得這做法不公平。

當局應要求他再填報另一份資料,甚至告訴他認為資料有問題,因此提醒他或甚至要求他當面填報資料。老實說,這樣做便會知道他是否?緊或認真,他甚至可能會問應該如何填寫資料。但是,現在的處理方法卻並非如此,而且銀行職員與客戶的關係不同,跟“審犯”不一樣。代理主席,銀行經理跟你交談時,只會視你為大客戶或貴客,通常盡量避免出現與你意見相左的情況。雖然你可以說填寫錯誤或誤導性資料應該被拘捕甚至被判入獄,但難道你會期望銀行經理會疾言厲

色、三令五申般警告你梁先生小心填寫資料,他當然不會這樣做。請記?,銀行職員受稅務局委託,當客戶填寫資料出現問題時會嘗試解釋,如果未能解釋的話,便會諮詢銀行經理或甚至總經理。可是,總經理也可能不明白客戶提出的問題,但如果他滿有信心指導客戶如何填寫,但最後卻發覺有誤導成分,那怎麼辦呢?當然,稅務局查問的時候,客戶可以解釋他當時只是按照銀行經理的指示填寫,但當稅務局向經理查問的時候,經理也可能否認客戶當時是按照他的指示填寫資料。再者,銀行經理日理萬機,怎可能記得8個月前有否指示梁先生如何填寫資料呢?“老兄”,這真的是死無對證,但此事牽涉刑事罪行,涉案人士可能會被判入獄。

但是,如果客戶當時面對的是稅務局評稅主任或其他職員,情況可能有所不同。“老兄”,如果你身處稅務局,或被邀前往警署或海關等執法機關,你肯定會比較緊張,因為這些機關都擁有強制權力,情況當然與詢問銀行經理截然不同。可是,如果你不問銀行經理的話,又不知可以問誰,難道是你的妻兒嗎?你真的既可憐又孤立無援,但填錯資料卻有可能被視作干犯刑事罪行。所以,根據第一次陳述而執法,是有欠公平和危險的做法。

第三項要填寫的資料是居留司法管轄區 ?? 單議員剛才也提出此點 ??坦白說,這是一個法律概念(legalconcept)。雖然局長說當局有一個網址(website),列舉在不同地方居住的時間。“老兄”,那只不過是其中一項參考而已。每個人處境不同,例如唸書時到過的地方和做過的事會有所不同。我突然想起張超雄議員,我也並非想刻意提及他的私隱,不過他曾經公開說過以前曾在美國大學任教,所以享有美國大學退休金或長糧等。那麼 他是否美國稅務居民呢?眾所皆知,享有當地福利的人通常會被視為稅務居民。坦白說,如果你真的向張超雄議員提出這個問題,我想他會很麻煩,他可以怎樣做呢?是不是要付出數萬元在香港諮詢美國律師的意見呢?這牽涉一套複雜的法律概念(legalconcept),必須經過法律分析,才能決定某人是否稅務居民。如果他否認或不視自己為稅務居民,或沒有諮詢美國律師的意見,但最後卻被當局揭發有事實證明他是稅務居民,那他如何是好

呢?

代理主席,雖然出生日期應該不會出錯,但年長人士卻有可能犯錯。單議員曾經說過,有些人的身份證上只載有出生年份,但沒有出生日期;有些人更表示申報出生年份時填報的年歲,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兩年。有不少長者到了七、八十歲才對我“鬼拍後尾枕”,我也不知是甚麼原因,可能與某些福利要求申領人士要到達某歲數才符合資格有關。他們告訴我以前來港時為了尋找工作,所以申報的年齡比他們的實際年齡為低,他們實際並非那麼年輕,所以應該可以享用兩元

乘車優惠,並且問我可否更正身份證上登記的資料。我惟有告訴他們要小心,因為有關當局可以根據《入境條例》拘控他們。雖然當局不一定會提出檢控,但事實上有不少長者曾經被檢控,所以我會勸告他們先想清楚申報的年齡是否真的出錯。當然,有人可能會對我說:“涂議員,你不鼓勵那些犯法的人自首,還配當議員嗎?”我們要知道,那是數十年前發生的事情。

代理主席,與填報姓名有關的問題更為嚴重,讓我舉一個classiccase。余若薇與余若海是兩姊弟,但英文姓氏卻不同。可能余若薇在數十年前向入境事務處報稱她的英文姓氏是“EU”,而弟弟卻報稱是“YU”。又或許他們當年雖然跟父親一起前往入境處提交申請,但他們的申請卻由不同職員處理,這些複雜情況事實上經常發生。雖然我知道這個世界有明知故犯或刻意逃稅的壞人,但如果稅務局會給他第二次機會,便要看他是否明知故犯。如果他真的刻意犯法,當局可以向他提出檢控。至於那些不是故意犯法,或認真想清楚後提供正確答案的人,為何要面對審訊呢?

再者,《稅務條例》與其他刑事罪行法例有所不同。根據其他法例,當事人可以保持緘默,但理論上當事人根據《稅務條例》被問及有關稅務資料時,必須作答,沒有保持緘默的權利。當局究竟應該如何取得平衡,而無所適從的市民又應該怎樣遵守有關規定和回答當局的問題呢?是否回答出錯會被檢控呢?

坦白說,即使銀行作為代理人要負責收集資料,但基於與客戶的關係,銀行職員肯定不會像稅務職員那麼嚴謹,我覺得當局採用第二次陳述不但不會構成問題,而且是穩妥的做法,也不會促使有關人士“走法律罅”。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再繼續討論一些沒有重複的觀點。或許我首先回應梁國雄議員。他說如果加入在第二個層次,即所謂由稅務局要求銀行客戶再確認一次,如果客戶一走了之,不理睬也不回覆它,稅務局便無法作出檢控。其實,他要記得情況是這樣的:假設是在第一個層次銀行要求客戶填寫一些資料,或許梁議員可以立即想想:如果銀行要求了10次,他也沒有填寫,那麼在法律上可否根據第80(2E)條作出檢控呢?答案是不可以的。換言之,根據政府現時的執行方法(即scheme),它依靠銀行,便好像依靠代理人或判頭般,把工作分判給銀行,說你代我問客戶吧。如果那位客戶無論如何也不填寫資料和把資料交給銀行,稅務局便不會做一件事情,便是控告他誤導、失實、不正確、虛假等,因為他並沒有填寫資料,你不能夠說因為是blank的,即沒有填寫,便就是有問題了,因為他並沒有簽署,是必須經他簽署的。

當然,這並不是沒有後果的,後果便是銀行須作出決定,如果銀行已忠誠地聯絡過這個人......請記?,其實銀行無法聯絡客戶的情況經常發生,否則銀行便不會有那麼多dormantaccount了,涉及的不是數元,而是數百萬元、數千萬元、數億元、數十億元也有,你向瑞士銀行查問一下就會知道。傳聞中國某些已經被判刑、甚至是一些未被判刑的貪官在一些銀行?? 在香港的也有,當然帳戶的名稱並不是 用他真正的名字,而是用另一個名字 ?? 那些dormantaccount是涉及數以億元計款項的。如果你接觸他們,他們可能真是不會答覆的。

以我有限的理解,現時如果沒有回覆,稅務局便會要求銀行再次聯絡客戶。當然,到了最後,如果銀行看到既無法聯絡你,又不知道你究竟是否一個不良客戶、逃稅或作奸犯科、洗黑錢?? 我不知道了,或許是這些情況 ??既然你不敢申報,這樣銀行豈不是給你保管一些逃稅的錢?對嗎?因為你不敢申報嘛。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情況。你認為不回覆是最穩妥,因此便不回覆,銀行也無法聯絡你。

那麼,銀行可能須作出決定,因為這裏似乎沒有任何制裁,或迫使銀行必須制裁客戶,而政府也不可以自行向客戶發出一份文件,要求他們填寫,他們不填寫便控告他們不提供資料。以我的理解,似乎根據《2016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應該是不可以的。

當然,這便回到我在首輪發言時所說的,其實稅務局是有一項很廣泛的一般性條文,可以要求一些香港的?? 我得小心使用字眼??是要求香港的市民,但以我所了解,應該是一些稅務人,即繳稅的人......但繳稅的意思是否只包括繳付香港的稅項?是否包括如果某人可能要繳付外國的稅項,當局也可以用一般性條文對他說:“你快提供資料,如果不report回來,即不交回資料和匯報,就可以控告你沒有向稅務局提交資料”。其實政府應該就這一點作出回覆,我也不敢百分百肯定這一點,我也不敢說自己是稅務專家。

但是,我對梁國雄議員的回答的意思是很簡單的,便是以我所了解,銀行如果聯絡客戶填寫現時將會立法規定的資料,而他沒有填寫,似乎:第一,稅務局不能在刑事或民事方面制裁客戶;以及第二,稅務局會不停地追問銀行,要求銀行盡快聯絡客戶,這是會做的......

代理全委會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已就這類情況作了不少論述,請針對第9及11條發言。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說的是準確的情況,你與我一起審議這項條例草案,你沒理由不理解。

代理全委會主席:你就第9及11條提出的修正案並沒有提及無法聯絡有關人士的情況。

涂謹申議員:不是的,代理主席,現在是梁國雄議員問我,如果我的修正案獲得通過,無法聯絡客戶的結果,因此我便解釋如果現時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即如果我的修正案不獲通過,無法聯絡客戶的後果,這牽涉到兩項修正案與原本條文的相互關係。代理主席,這是百分百相關的。

主席,稅務局是不可以作出制裁的,也不能直接制裁客戶,也不能迫使銀行取消客戶的戶口。如果是可以的,政府可就此點作出回應,因為這是相當重要的。

主席,我就這一點向梁國雄議員或其他議員作出解釋後,首先,我覺得梁國雄議員有一點說得不錯,發人深省。他說如果加上了我的第二個層次,即所謂第二個層次的執法,即由稅務局直接可以說是多給一次機會直接聯絡客戶,這便是我的修正案,那會否有被濫用的機會呢?梁國雄議員的意思是由於這是第二個層次,那麼會否被濫用,即令人們在第一個層次便胡亂填寫呢?我不敢說不會,從理論上來說應該是有可能的。不過,我們現在要平衡有人濫用與我所說的如果有人掉以輕心地填寫銀行給予的第一份文件,這會否造成枉告、濫告或令無辜的人受害呢?這裏要有一個平衡。

在這個平衡當中,如果我說回我的原則,便是按照這個國際公約,它只是規定須對一些虛假的、不實的資料作出制裁,這就是國際標準,是必須這樣做的。如果採用我們建議的第二個層次,其實是有制裁的,為甚麼呢?因為即使給某人多一次機會,但如果他說的是謊話,你其實是可以控告他,是有制裁的。因此,如果你找到有虛假之處,便可以作出制裁,這樣我們便可以符合標準。我們無須要動不動便說,我們寧願多告、濫告、枉告,嚇得你很顫抖,在第一個層次已經要你找律師,找美國律師、歐洲律師、芬蘭律師等,令你得想清楚,你即使只是在某處做了1年intern,也可能變成了稅務居民,是有這個可能的。

舉例而言,香港有很多所謂工作假期,很多青年人也去澳洲的農場一邊工作一邊旅遊,這其實是相當辛苦的,又或到日本賣?包,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便是這樣做。這些人是不是根據那5項已經成為了稅務居民呢?主席,這項要求便是其中一項,即第三項。他們可能在這一年的工作假期內有納稅也說不定,那怎麼辦呢?這樣他們是否也要填寫稅務居民的資料呢?如果他們現在已經無須納稅了,那麼,他們是否須填寫呢?

老實說,這些是頗為複雜的。但是,老實說,如果銀行向他提出要求,他掉以輕心的機會是大一點的。你會說,你掉以輕心便活該了,便要控告你刑事罪行。如果你用這種心態,把國際標準推到一個程度,便是你寧願幫國際社會出力、幫國際社會嚴肅地要求某人合規,否則便控告他的話,可以,你可以採用一個這麼高的標準。但是,我想問政府,你是不是承受了很大壓力,即國際社會也是用這個標準呢?如果不是,為甚麼我們要達致這麼強硬、這麼嚴厲的標準呢?這就是你原本的條文與我的修正案的分別,就是高低標準的分別。

主席,退一萬步說,政府在回覆我們的時候表示,用政府的標準記?,是用政府的標準,而不是用我的標準政府說,你放心,涂議員,你不要提出修訂,不需要,用政府的標準,在第一個層次,銀行問某人,即使他填錯了,我們也是很難控告他和入罪的,為甚麼?因為一般來說,首先,我們須捉他來問過清楚,問他是如何填寫,是否理解等。

對我來說,你想清楚:如果政府所說的是真的記?,我得假設它是真的,即它的答覆是認真的,換言之,是用政府的scheme,而不是用我的它也得捉?他來像罪犯般盤問,如果政府覺得有問題,他在我(即稅務局)面前修正某一句,例如名字不是這樣,或甚麼不是這樣的,而原本的錯誤並不是故意的,政府便說我不會隨便提出檢控。如果是這樣,你實施我的修訂又有甚麼問題呢?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他有心誤導、提供虛假的資料來逃稅,他在你面前也是會一樣做的。如果你說,不是這樣的,他在我面前突然變得很乖,補回所有資料,如果你問我,我認為這樣便ok了。那麼,你便可以把最準確的資料提供給外國的稅務局了,這便證明第二個層次也有阻嚇力了,就是這個意思而已。這即是說你已經滿足了國際的標準,不會愚弄了人家。主席,我想問的是:究竟政府認為我們欠外國政府而須訂立這項條例的這個想法有多嚴肅。

最後一點是,當然,我知道我的修正案是沒有足夠票數支持它通過的。不過,我也可以說,如果我的修正案真的不獲通過,剛才有些同事,包括何俊仁議員也說,可不可以這樣:最理想便是這份文件根本便是稅局的。當然,梁繼昌議員建議採用標準格式、標準條款,只是印上不同銀行的logo,但整份文件的format也按照稅務局的要求。

不過,按照何俊仁議員的說法,是銀行代稅 務局把這份表格交給客戶。換言之,是稅務局牽頭的。退一萬步,第三,你可否整份文件也採用很大的字體。即我們俗稱的“雞?咁大隻字”,和紅色字體,寫?“這份表格會交到稅務局,若有虛假,會被檢控”?政府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表示,他們覺得銀行會提醒客戶甚麼甚麼。可是,請記?在法例內是沒有這項要求的。法例是容許它們各師各法的,只要有這數個問題便可以。如果有一些銀行不是好像我所說般,如果有人埋怨它們,它們便不理這些人的死活,任由他們取消戶口好了,把客戶害成這樣,並不是這樣便了事的,而是最後可能是稅務局以刑事罪行控告他們。

因此,如果你不是這樣做,換言之,真的是有機會冤枉市民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政府所為。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的回應表面上好像可以蒙混過關,蠻有道理似的,但當大家詳細地思考後,尤其是以處理刑事案件或調查案件的經驗作出分析後,便知道不是這回事。

主席,局長剛才答辯的意思大意是,如果《2016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內的相關條文只含“虛假”的字眼,不寫“具誤導”和“不正確”,便可能會放生一些壞分子。他舉例說,如果帳戶持有人在兩個司法管轄區均要繳付稅款,但他只申報自己屬於其中一個管轄區,此為屬不正確的陳述。在這樣的情況下,究竟政府是否能夠對他作出控告呢?

如果能夠的話,這樣便有很大的問題了。當局在條例草案中只訂明帳戶持有人在自我證明中須填寫姓名、住址等資料,但從來沒有要求須要填報所有過往資料,例如所有的姓名等。如果當局真箇有這種想法,便應在條例草案中訂明,帳戶持有人姓名的定義,是包括其以往曾經使用過的所有姓名;甚至如果曾更改姓名,其過去曾經使用的名字也須要申報。條例草案對此沒有清晰訂明,我不知道是因為當局行事粗疏,還是根本沒有想過,抑或是有其他原因。如果當局真的有這樣的想法,卻沒有在條文中明確界定姓名是指以往曾經使用過的所有姓名,然後又用剛才的例子指出作出不正確陳述會遭控告。很抱歉,我必須指出,當局這種做法很容易冤枉帳戶持有人。

至於出生日期,坦白說,一個人真的沒有可能知道自己何時出生,人一出生時只是嬰兒,自己何時出生這項資料都是由他人事後告之。好的,設想我剛才提到的情況,一個人可能有兩本護照,所載的出生日期均不同,這樣他在提交自我證明時需否填報兩個出生日期?如是的話,當局的意思即是:即使某帳戶持有人的證件、所掌握的資料,或所有知悉的事,不論當中是否有衝突,例如有不同的出生日期,他仍要全部填上,否則便觸犯“具誤導性的陳述”一項,是否如此?這是資料準確性問題,也稍有涉及類似形而上學的問題。

然而問題是,原來當局的想法是,帳戶持有人需要在自我證明中提交個人所屬的全部居留司法管轄區、稅務管轄區等資料。這樣的話,政府便應在條例草案中加上“全 部 ”這 字眼。當局沒有加上“全部”,顯示當局的行事粗疏。“老兄”,當局要記住,我並不反對加上“全部”二字,但當局沒有這樣做,便不能因帳戶持有人只申報其中一個稅務管轄區,而指控他作出誤導。這樣是很危險的,可以造成冤獄。

如果一名在兩個稅務管轄區均要繳稅的帳戶持有人在香港第一次申報自我證明時,申報自己只屬一個稅務管轄區,當局因發現他提供虛假、具誤導性和不正確資料時便執法,要求他協助調查,並詢問他只申報其中一個稅務管轄區的原因,他回答因為法例沒有訂明要申報全部稅務管轄區,這樣該帳戶持有人是否會獲釋放呢?當局當然應該這樣做,因為法律條文中根本沒有“全部”二字。如果當局的想法是帳戶持有人需要申報全部所屬的稅務管轄區,便應加上“全部”二字。

對此我並不反對,而且認為是正確的做法。但當局不能引用剛才的例子,表示沒有加上“全部”二字,所以要加入“具誤導性”這項描述。如果當局有這樣的想法,我認為就是冤枉市民。

主席,另一方面,當局表示,如果採用我的修正案,帳戶持有人便有第二次機會重新確認或更正其原先向財務機構提供的自我證明,恐怕因有第二次機會,帳戶持有人可能會在第一次申報時胡亂填寫資料。而且,政府又擔心,若帳戶持有人不前來稅務局接受查問或不再次提交自我證明時,又該怎麼辦呢?這方面我已經回答政府,而梁國雄議員也十分“醒目”,未知他是否與局長心有靈犀,已經代局長詢問了。答案是,其實帳戶持有人已經可以不提交第一次自我證明,這樣當局又怎樣提出控告呢?難道局長會告訴大家:主席,其實我們的條例也不甚有效,所以當局有負於國際社會,因為帳戶持有人須提交自我證明,即使第一次沒有提交,當局卻不可以提出檢控。但如果採用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即帳戶持有人有第二次再申報的機會,但仍然不提交自我證明,這樣當局真的對不起國際社會。我真的不知道局長在說甚麼,這是哪碼子的邏輯?除非當局認為帳戶持有人不提交第一次自我證明,也要負上刑責,這樣當局便應在條例草案中加入這項條文。但當局沒有,然後局長卻問我帳戶持有人在得到第二次機會時仍然不提交自我證明時怎辦?不是吧,這應該是當局自身的問題。

主席,如果當局剛才的回應是正確的,就是認為他們並不會那麼容易冤枉帳戶持有人。“涂議員過慮了”,因為當局會查問清楚,為甚麼帳戶持有人會填寫不正確的資料。其實如果當局採納我修正案中的建議,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能夠成功檢控蓄意提供不正確資料的帳戶持有人,以及取得正確資料的機會率會更高。

我向大家解釋一下,我不但擔任議員20多年,更是律師,也曾在訴訟中作過辯護。因此,作為對刑事檢控有認識的人,我敢膽告訴大家,我看過很多這些法例修訂的字眼,包括“knows”和“reckless”等,了解不同字眼屬何種層次,應如何作控告,其需要的動機為何。“動機”一詞不太準確,應說是mentalelement ofcrime,即腦袋的想法是甚麼。坦白說,如果法律條文所用的字眼是“knows”或“reckless”,當局在調查過程中向該帳戶持有人作出查問,懷疑他填錯資料時,他立即保持緘默,當局又怎能以“knows”或“reckless”的含義去控告他呢?根本不足以立案。即其實第一次的自我證明是沒有用的,而當局亦在相關的文件上說明,即使是稅務局,在提出刑事檢控時,要給予該帳戶持有人保持緘默的權利。在調查過程中,因為有保持緘默的權利,於是他便保持緘默,並可以在律師陪同下保持緘默,當局又如何藉條文中 “knows”或 “reckless”的含意來確立犯罪意圖然後提出檢控呢?

但是,如果當局多給一次機會,在第二次自我證明中,查問該帳戶持有人,懷疑他在首次提交時填寫了錯誤或虛假資料,請他重新填寫。記住,當局已經對他有所懷疑並作出警告,要是他仍然填寫相同資料,即是他存心欺騙,能夠證明其犯罪意圖的機會便高很多。

試想一下,整個過程能成為呈交法庭的證據:當局邀請帳戶持有人會談,因對他申報不屬實資料的意圖有所懷疑而向他查問,他仍然提供相同的資料。換句話說,其實第一次自我證明只是嚇唬帳戶持有人,根本沒有用,而若採納我修正案的建議,向存心逃稅、欺騙政府的人提出檢控時,當局的勝算便會高很多。

坦白說,這是兩套不同的想法。如果問何者阻嚇力較大,其實兩者的阻嚇力也足夠;但是,何者冤枉市民的機會較少,我則覺得容許提交第二次自我證明的機會較少。甚至是,如果有帳戶持有人真的如此掉以輕心,被稅務局查問時仍然當政府是傻子般填寫相同資料,我覺得儘管真的冤枉了他,良心也會好過一些,因為已經給了第二次機會,冤枉他人的機會較少。

主席,我覺得當局未免誇大其辭,說如果只有第一次,沒有第二次,效果會相差很多。主席,政府告訴我們說,邀請某帳戶持有人接受調查的原因是懷疑其申報的資料不屬實。舉例說,其實當局怎樣知道某帳戶持有人是否某地方的稅務居民?第一次提交時,當局便把資料交給外國當局,收到回覆指這個人好像是該地的稅務居民,然後當局再查問他有否作出瞞騙,有否填錯資料,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第二次自我證明。所以,所謂的第二次,其實就是當局已掌握一些外國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有所懷疑才會追究第一份的資料,這是當局告訴我們的。如果是這樣,當局便再查問該帳戶持有人,他仍然說謊便檢控他,就是如此簡單。

主席,我認為這是政府選擇“寧願殺錯,不要放過”,還是寧願不冤枉市民。我覺得何俊仁議員剛才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便是現時沒有先例可循。我們是透過中介人,好像判頭一般把盡職審查程序判給銀行等財務機構,而當局亦不能保證財務機構的態度,卻要依賴其收集的資料來提出檢控。政府是立了先例,很危險和壞的先例。對此,今天我們一定反對。如果此條例草案原本的條文獲得通過,我別無他法,只好反對整項條例草案。否則,要是我同意了該項條文,那麼在其他條例的執法上,政府便可以找個中介人,可能是地盤判頭、工會或訓練機構,並透過它們作出刑事檢控。我覺得是立下很壞的先例,以及很危險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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