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擬議決議案發言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十分讚賞陳志全議員的發言,因為他分析得十分仔細。代理主席,我首先申報我是法律援助署的法律援助律師名冊上的律師,也是執業律師,雖然我較少處理法援的刑事個案。

代理主席,我認為一切應以《基本法》提及的司法公義和公平審訊作為起點。對於沒能力自行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的人,尤其是牽涉嚴重個案的人,我覺得更應確保他們獲得合理的法律服務,以及物色水準高的律師為他們辯護。

代理主席,你也知道,這次的收費水平是按現有的自動機制,以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予以調整。但是,收費水平曾經有19年沒有進行過檢討,上次檢討於2014年3月進行,於2016年即1年前才生效。

陳志全議員剛才提問,我們應如何看待收費水平呢?坦白說,我覺得過去19年已發生了很多不公義的情況,因為事實上難以找到水準高的刑事執業律師願意接受政府低得驚人的費用。

當然,法律界永遠堅持法治的一些價值,也明白律師處理涉及運用公帑的個案時,未必能完全根據市價收取費用,尤其是承接法援的case(個案),遑論因此而變得大富大貴。但是,很多律師都抱?服務精神,又或者同時處理私人案件,藉此拉上補下。有些律師更可能透過處理法援案件,爭取更多經驗;尤其是有年青律師願意收取較低費用,以便累積經驗和實際體驗。例如,有些案件可能牽涉數名被告,如果另一名被告由私人執業律師作代表,經驗較淺的律師便能夠從中學習,這是千真萬確的。他也因此能夠累積經驗,尤其可能在處理某些案件時能夠表現其能力。法律界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圈子,當律師行聘請大律師時,也可藉此機會參考有關律師的水準、表現,以及有否盡力處理個案。再者,他也有機會建立某一科的專長??因為即使刑事案件也有不同,例如有white-collarcrime(商業罪案)、毒品案件等,處理方法未必相同。

但問題是,政府始終在過去19年不曾進行檢討,現在進行檢討,又以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為參考。由於陳志全議員剛才已作詳細分析,我不會在此重複,但這樣做確實十分奇怪。當然,我於2003年已經加入立法會,但當時預計的情況可能不一樣。但是,現在回過頭來,我可以說基礎標準出錯。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其實是根據住戶的開支模式編製而成,現在我們討論的是律師或大律師提供的服務,他們的支出跟住戶大大不同。

律師的支出主要包括租金和薪金等,政府其實可以分析其開支模式以檢視律師的處境,以及支出的百分比,然後就實際情況,以某個模式或方程式較公道地進行計算。當然,如果議員反對了這次的增幅建議,即表示連4%的增幅也沒有,那麼情況只會變得更惡劣。但是,現時的機制,即採用丙類消費物價指數或這個授權機制進行調整的做法,明顯須予檢討。

政府其實並非沒有要跟私人執業或非政府執業作比較的情況,例如金融管理局要跟市場「搶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也要跟市場「搶人」,因為監管人員不能完全沒有監管方面的知識,所以必須物色市場上富經驗的人。那麼政府會否用同一把尺來量度呢?它肯定不會這樣做,它也知道經常須跟市場競爭人才。現時真實的情況是,很多人能夠負擔得起自己聘請律師,那麼政府其實要爭取一些處理私人案件的高水準刑事律師。

代理主席,除了開支之外,收入也應用作對比,即跟私人市場作比較,不能只看開支,因為開支只是基本考慮因素,因為一間虧本的律師樓也有開支。但問題是,如果很多律師也能得到合理報酬,政府便不能只檢討開支模式,而應一併檢討收入模式。當然,我們不可能以賺錢最多和最有名氣的律師作比較,因為不是每宗案件也須動用這類律師,但政府可以從律師的水準、能力和名氣,以及曾經處理的個案數目,得知有關資料以進行合理的調查,從而了解梗概。當然,我不是要求政府完全貼近律師的收入,因為畢竟有關個案屬提供援助性質,牽涉所謂工作意義、滿足感、服務社會等考慮因素。然而,我希望政府真的進行檢討,以免出現不公的情況。我甚至可以大膽說,過往10多年已出現了不公的情況。

代理主席,我覺得法律制度也須作出檢討,讓我以海外法援服務的重要性作為例子。不少香港人在外地或內地須尋求刑事法援,代理主席所屬的政黨、民主黨和工聯會也就此議題討論了十多二十年。如果我沒有記錯,最早討論此事的應該是何喜華,而我當時心中也有一些疑問。如果香港居民在海外面對一些較嚴峻的情況,但當地已有一套像香港那麼完善的法援制度,我當然理解香港無須提供法援。例如,美國已有完善的法援制度,很多歐洲國家也如是。

但是,在一些法治未上軌道或法援制度不完善的亞洲地方,如果香港居民牽涉十分嚴重的案件甚至所謂冤案,但不獲提供援助的話,其實會造成不公,因為他們一經定罪,往往被判入獄十多二十年、終身監禁甚至死刑。我們最近看到例如東南亞的情況,有人被利用所謂攜帶毒品或聲稱捲入與毒品有關的冤案。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想一想。

雖然海外的情況或許較為複雜,我們也沒有十足信心,能夠完全掌握當地的情形,但香港政府是否至少應提供一些援助呢?代理主席,有關方面曾經透過中國領使館介紹律師,但有時也會遇到不少困難,而由中國領使館介紹的律師也會拒絕受理案件。海外的香港辦事處是否應加強與領使館的溝通和合作,使香港居民在海外能夠獲得刑事法援呢?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

此外,檢討當值律師的計劃亦是重要的一環。現時的律師收費只分為半日、全日及額外收費,收費與最近取得律師資格的律師收費水平掛?。換句話說,即使有差不多數十年經驗的律師,也當作新丁看待。這樣做是否公道呢?再者,當遇到比較複雜的案件時,是否應聘請一位資歷與案件的複雜程度相稱的律師呢?這也是重要的一點。

最後,現時越來越多社會人士關心刑事法援,尤其是刑事律師制度。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牽涉嚴重案件的情況時,本地居民可能遭警方、香港海關或廉政公署羈留,但沒能力聘請律師陪同。可是,刑事程序剛開始其實是最關鍵的時刻,如果沒有得到刑事律師支援和保障權益??但我們要緊記,保障權益並不一定指阻礙調查,因為律師阻礙調查是犯法行為,他只能告訴被捕人士享有的權利。當然,有人會認為政府只要加強教育社會人士,便應該可以解決問題。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牽涉刑事案件的被告通常難以保持鎮靜,即使平日能夠獨當一面、威風凜凜的人,也不大可能冷靜下來,因為有些人甚至在清晨6時被突擊拘捕,但他們在關鍵時候,應該獲得法援,了解自己的權利。雖然律師未必需要在整個過程中為他辯護,或了解案件後教導他如何錄口供,因為律師不可這樣做,但如果在關鍵時刻讓被捕人士知道自己享有甚麼權利,令他得以冷靜下來,最後決定如何向警方或海關錄口供,是他的決定和權利。

從刑事審訊或司法公義程序的角度來看,很多情況是極為關鍵的。即使現在討論增加多少百分比的律師費、聘請如何優秀或資深的律師,如果有關人士不獲告知他應有的權利,最後只會發生「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情況,即使再為他提供所謂公道的刑事審訊機會也無法挽回或彌補不公的情況。

所以,我希望政府除了調整基本方程式外,還要提供其他相關配套措施,才能令香港人或身處香港的人??因為並非只有香港人才會申請法援,其他身處香港的人士或訪客也可以申請法援??得到《基本法》所說的司法公義及公平審訊的保證。

Back To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