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2017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案發言 (續3)

(第四輪發言)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會一併回應多位同事的意見,不論他們是否贊成我的論點,我也希望能作出清楚的回應。

今天的討論較《2017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的討論更加深入,因為我在法案委員會提出這些修正案時,審議工作已接近尾聲,很多同事似乎沒有甚麼特別興趣跟我討論這事,政府更加是如此,只希望盡快把我打發掉。不過,今天的討論比較深入,既然一切將會記錄在案,作為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我有責任把事情說個明白。

我提出的修正案並非胡來,因我自問是深思熟慮的人,甚至在法案委員會內提出的一些修正事項,若我認為有技術上的問題或最後自覺無法接受,我也不會提出。現在有些甚麼問題呢?

第一,我知道梁繼昌議員是稅務專家,所以他認為一旦作出修正,便會牽一髮而動全身,那便糟糕了。如在稅項安排方面訂明簽立人要繳稅,但在這項法例作出特別的例外安排,會否影響其他安排呢?這對其他個案亦不公道,難道要就一些冤枉、過分的案件作出全面修改嗎?他甚至提出即使當中有不確定之處,但由於我們有衡平法(equity),所以有機會或他有信心,在稅務局真的這麼離譜作出追討時,法官會在審理時以衡平法演繹所涉及的責任問題,並裁定有關人士無須承擔責任。

我認為這當中有甚麼問題呢?我要回答梁繼昌議員的第一點是,事實上在法例修訂工作中,如剛開始時發現有不妥當之處,我們便會提出,若再發現有極大不妥,便會提出修正案,這是行之已久的做法。如在作出修改後造成不一致的情況,會否因為這些最新修改而導致其他使用同一方程式或有責任繳稅的人產生不同演繹呢?通常在遇有很大影響時,政府要道明原委,但直至現在,無論在政府給我的書面答覆或先前的口頭回覆之中,均沒有提及梁繼昌議員剛才提出的觀點。

我不是說因為政府沒有提及,所以梁繼昌議員的觀點便不成立,我不是這個意思,但最低限度,政府律政司轄下聘有數百位律師,但卻沒有提出這個觀點。如果政府能在較早前提出這個觀點,我可能會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要求政府進行檢討。如有需要,政府可一併作出更改,否則便全部不作修改,又或因應需要局部作出修改。代理主席,即使沒有梁繼昌議員提出的這個觀點,我其實也曾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由政府回去作出檢討,我不提出修正案,待政府作出檢討後再作匯報。可是,政府答說無需檢討,由於「祖宗之法不可廢「,它很快便答說無需作出檢討,這個規定無法作出修改。

對此我十分明白,因為以我接觸稅務局多年所見,該局的確是一個字也不肯修改,因為它認為收稅比甚麼皆來得重要。他們寧願作出draconian 即霸道、霸權、霸氣的規定,也不肯寬鬆處理,這便是稅務局的想法。我明白收稅人便是如此,可笑的是被捕入獄的汪洋大盜,往往不是因為他作奸犯科數十年,而是因為他沒有報稅,為何會如此?因為他沒有理由記下自己的非法收益,所以稅務局最後便以逃稅罪名把他拘捕。記下那些收入會讓他繫獄多年,但觸犯稅務法例頂多是入獄數年。

所以,我很清楚稅務局的想法,知道它在想甚麼,但問題是當局應從整體考慮這問題,作出合乎比例的安排。假如真的把稅率提高至15%,這和以前的 3%或 4%將有極大不同。在稅率較低時,可能會無人理會這事,又或因為當局不曾作出追討而無人研究有關條例,從而發現當中的問題。現在,當我們集中目光審視這項條例時,儘管這可能是我最後一屆擔任議員,但碰巧我尚未退出,那麼以我累積多年經驗,發現有不妥當之處便當然要提出。所以,我提出這項修正案可說是天經地義,是從合情合理的角度提出。

第二,要倚靠衡平法補足普通法的 rigidity(過於嚴苛),以致對某些方面造成的不公,過往亦有先例,但在稅務法例上,一般而言的首要要求是要有確定性 (certainty)。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需要納稅,應有比較確定的規定,不應存在灰色地帶,除非那些灰色地帶是無法避免的事情,那麼稅務局便要被迫發出一些 practice direction(實務指示)。問題是我們現在能夠列出這種情況,而政府亦可在書面回覆中作出十分確定的答覆,表明如有這樣使用,便或許需要負上繳稅責任。不過,我們知道法案委員會文件中所述的情況,最後一定不會發生,因為哪有人會為了追討 1%款項而繳付 15%稅款?這是不會發生的。

只有一個情況有此危險,那便是有人不知為何提出起訴,可能是為了數萬元的小錢債而提出控告,並把文件夾附在入稟狀,令文件變成曾被使用的文書,這樣便糟糕了。我們唯有期望稅務局不會「發神經」向他追討 15%稅款,但問題是他可能已負上須繳付 15%稅款的責任,因為他在全然無知的情況下入稟,就被拖欠佣金提出起訴,而他亦不會因為區區數萬元的小錢債諮詢律師。只要該文書曾被使用一次,他便有此危險,而我認為這情況是不需要及不應該存在的。

再者,衡平法是 discretionary 即酌情性質,如稅務局真的作出控告,法官屆時願意免除這責任則當然最好,但他若不肯如此又該怎麼辦?我覺得這樣並不公道,既然立法時是先按普通法(common law)作出詮釋,何以卻要在無法解釋或依然需要繳稅時,依靠衡平法免除他繳稅的責任,這樣說得過去嗎?是否有點兒過分呢?

梁繼昌議員又質疑,法官在審案時也曾使用該文書,難道他也要繳稅?如果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曾經使用這份文書,而稅務局膽敢指稱他曾使用該文書,我認為這是有點兒誇張的情況。此外,大家亦未必相信政府膽敢如此控告法官,而法官最終需要繳稅,我不相信會如此。

然而,問題是如涉及的是一位地產代理,他把文件呈堂時顯然是真的使用了該文件,而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只是考慮而非使用該文件。當中的分別之處是控辯雙方使用文書作呈堂之用,而法官只是考慮該文件,所以他當然不是使用該文件。有同事舉出這樣的例子,我認為真的比較誇張。但是,若說地產代理不是使用該文書,我也無法說服自己,因他真的使用該文件追討款項,並將之呈堂。

我剛才舉出了一些有關地產代理的不堪例子,現在要舉出一些更加糟糕的例子,不過我當然不希望再引發多兩個小時的辯論,而且也希望今天能完成審議。我在 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曾舉出 有 關 租客的例子,有人認為沒有理由涉及租客,這種情況確實較罕見,涉及地產代理的機會較多。當簽立一份買賣樓宇的文件,而所涉及的是不交吉的單位,租客一般而言是無需簽署,業主只須夾附租約,指明誰是租客、每月租金多少便可以。

然 而 , 也有可能出現 一種情況,買家 會質疑 是否真的有 這 個 租客,為甚麼呢?石禮謙議員一定很清楚,尤其是在商鋪買賣方面。例如有一間茶餐廳的月租本是 5 萬元,但地產代理會訛稱租客現時支付的租金是 15 萬 元 ,藉以抬 高售價。買家 可能懷疑是 否真的 有人以15 萬元租用這個店鋪,於是便要求租客簽署文件以確認租約真偽,在這情況下便要把租客也牽涉在內。

當然,地產代理可以找來同黨或朋友協助抬高租金,簽署相關文件,但請記?這是有可能出現的情況,亦有可能會有些很無辜的甚至是「?房」的住客被要求簽署文件,這樣便糟糕了。我租住單位而已,業主出售單位時卻要我簽署作證。根據這種情況,我理論上可被要求支付 15%稅款,這豈不無稽?條例的涵蓋範圍會否太寬?有人說沒理由會如此,租客怎會使用該份文件呢?未必如此。

如新業主要把租客趕走,便要出示租約。假如有關租約只是口頭合約,便要夾附買賣時不交吉的文件,證明兩者訂有口頭合約,因租客當時已簽署證明他是以此金額租用該物業。為了保障自己不被新業主趕走,租客只能出示這份文件,證明買家購入單位時已知有租客承租,這是與上一手業主訂立的口頭合約,租金只需 500 元,而新業主承諾不交吉並繼續以低廉租金出租給租客。

業主原本可能期望物業在 數年後會清拆重建 ,於是把單位 當作「光房」讓租客租用數年,但現在卻要提早趕走租客,令租客必須使要這份文件保障其居住權,這便糟糕了。業主隨時是在強制拍賣前以超過 1,000 萬元購入該細小單位,以便在收集八成業權後進行強制拍賣,所以最後賣出的數個單位的售價往往特別高。若有任何問題,租客隨時要繳付超過 100 萬元印花稅,這樣合理嗎?須知其他人與業主是完全無關的。

代理主席,說到這裏,我不知現在提出會否太遲,但如果局長覺得我所言有一點道理,立即站起來承諾作出整體檢討,而規程又容許如此,我可以申請撤回我的修正案。因為我對政府有基本的信任,如果局長答允作出檢討,我相信他會真誠作出檢討。

然而,問題是局長當時從未承諾會這樣做,我所指的是前任局長張炳良及現任局長陳帆,而絕大部分是指前任局長。政府的文官根本從 來 沒有興趣與 議 員 討 論 我 們 舉出的例子, 那 麼 我 便唯有 提出修正案。如果政府願意檢討,我其實可撤回修正案。我相信他,大家日後亦可以書面清楚解釋為何在作出檢討後,當局認為不應修訂或甚至不應作此幅度的修訂。若要把我的修正案範圍收縮至非常狹窄,令政府所說的情況不會發生,我亦可以接受,但請不要直接排除我的提議,把人家當作傻子。

現時的政府就是如此,梁振英政府在任的數年就是如此行事,完全不肯親自與我們討論問題細節,因為它只要取得足夠票數便可通過其建議。但是,10 多年前完全不是如此,即使在討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建議時與政府有很大爭拗,我與時任法律草擬專員接觸的情況依然歷歷在目,而他們當時也不會有此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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