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2017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二讀發言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2017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及稍後審議的《 2017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金融機構 )(修 訂)條例草案》,均與過往八年十年世界的大趨勢息息相關。例如九一一事件後的反恐政策,或一些經濟發達織因應這個國際大趨勢而成立,香港也曾擔任有關國際組織的主席。

連香港作為一個地區,亦曾被捧為主席,可見這些組織五花八門,種類繁多。

我們都明白,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同時稅率較低,亦只要求公司及個別人士就本地收入來源納稅,並無全球徵稅制度,資金可以自由流動,而我們鄰近的內地及其他地方的經濟體系,經濟亦有蓬勃增長,因此香港定會成為很多資金匯集之地。

數年前香港曾經在某國際會議上差點被列入黑名單。我記得,當時傳出的消息是,最後胡錦濤主席拉?法國總理要求多給香港一次機會,香港才得以解圍,當時情況也頗為狼狽。無論如何,香港因為種種原因及其獨特地位,確有很多較香港先進的經濟體系,將資金避靠在這裏。這是整體世界的大趨勢,香港無法避開,亦沒有甚麼地方敢逆這個大趨勢而行,因為當美國、歐盟,再加上他們勢力所及的所有地方,均表示要實行的政策,有甚麼地方膽敢不做、少做,或延遲很久才做?所以,我相信,這可說是「大石砸死蟹」。有人問,香港若有決定權,是否一定要實施有關政策?倒也未必。但是,沒有辦法,「形勢比人強」,我們不得不做。

在這 10多年處理有關國際條約所加諸我們的責任或在所謂「互相驗身」的過程中,我們要做多少?我是本?一個原則,就是只須達到基本要求。只達到基本要求,並不表示我們馬虎、敷衍地履行該等責任,或我們想香港成為一個洗黑錢中心,或想吸引一些不見得光的活動在港進行。這並不是我們的目的。但是,每個經濟體都有其獨特的環境。所以,如果人家要求我們做5 項,我們卻做 6 項、7 項、8 項,甚至 10 項,只會對香港不利。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香港亦好像習主席所說,要對本身的制度自信。舉例,對於打擊洗黑錢及打擊恐怖分子籌集資金方面,我們必須相信我們的現有制度是有效的,即我們並無虧欠人,並非不負責任的國際一員,故意讓不見得光的活動在香港進行。我們的制度確實不錯,透過不同的形式實施管制,有些規定並非以立法方式執行,而是以專業、自我約束、或透過發出指引的形式去實施,效果亦不錯。

當有國際組織為香港「驗身」,驗完後開出一張清單,列出我們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我覺得,基本上,對於我們被認為不夠好的地方,我們一定要改進,要做足。但是,特區政府、各專業界別或議員,千萬不要「叻唔切」,要做到「加零一」,做多些是否有獎?做多些不會有獎,而做多些可能需花更多時間,減低我們的競爭力,同時又增加交易成本,在我們原本已經相當有效的制度上平白增加繁文縟節,帶來很多「compliancecost「(即遵守的成本),導致我們的競爭力落後於與我們實力相若的對手,我們只會蝕底。

所以,我會仔細看有關細節。這方面我比較有興趣或比較用心,亦累積了10 多年經驗。我會就每項細節問政府,這項是否最低要求?

有時政府說是最低要求 , 有時會說可能不是最低要求,不過也 屬合適;如果政府這樣回答,我便會問最低要求是甚麼,與認為合適的要求有何分別?為何我們認為不單要滿足最低要求,而做到最低要求以上,而又合適的要求?我每次都好像審犯般詢問政府,驗屍般檢驗每一項細節。

以我們現時處理的這兩項法案為例,例如備存紀錄,如果有關組織要求 5年或 6 年的紀錄,我們卻堅持備存 6 年或 7 年,多了 1年的紀錄,我覺得無此需要。雖然備存多 1年紀錄的成本未必相差很大,但我覺得本會以往曾發言的議員,他們通常信任其他同事已作出的仔細審議,因為畢竟這些都是較為專業的法例,也許他們政黨內並無很多人手專門負責仔細審議相關的法案,因此他們大致上聽過同事的發言和有關原則後覺得沒問題,便同意通過了。

有時候,不僅是 1年或半年的問題,而是我覺得偏離了基本原則會很麻煩。為甚麼?第一,我要問,這樣做是否對香港有好處;第二,正如我所說,這些國家的要求根本不會停,只要看政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便知道,它們會不斷提出要求,政府也只能每次針對主要和重要的事項先行處理。換言之,這類要求陸續有來,層出不窮。為甚麼?有些國家不斷要求收緊規定及增加更多細節,其目的不只是為反恐,除反恐外,還有很多要求。很多先進的國家不斷印鈔,卻稅收仍未能大幅增加。當覺得稅收被其他國家蠶食,便會 「發窮惡 」, 「發窮惡 」時便向其他國家要錢 。只要懷疑其國民在另一國家有納稅或投資,便會不斷向該國提出更多要求。

當然,當催生了一些國際組織,那些國際組織??對不起,我一定要說得很坦白??養了一群官僚。那群官僚位高權重,由於不能被他人 視 為 沒 有 實 質 工作,於是他們周遊列國,四出為其他國家「驗身」,過程中定必會找到一些不夠完美的做法,於是他們便會要有關國家或地區進一步立例,進一步打擊和堵塞他們眼中的漏洞。

代理主席,我不厭其煩地解說,是因為我希望同事堅守我提出的這個基礎原則,而我在審議這麼多項法案的過程中,察覺很多同事,不分黨派,他們都知道我在說甚麼,亦大致上同意我的看法。如果是這樣,我們希望政府也聽到,亦同意採用這原則和標準,日後政府人員在外跟別人討價還價時,知道在議會及社區中,有很堅實的後盾,支持他們採用這原則,有信心在外與人討價還價。

當然,正如我所說,無論政府如何討價還價,如何爭取延後實施有關要求,如何要求有關國家從長計議,若到了最後,該國仍強行要將我們列入黑名單,那麼也沒有辦法,不過起碼也可以爭取一些時間,最少不會令我們在國際競爭中輸給別人,或可暫時紓緩一下香港市民為應付不斷更新的準則和指引的煩惱。

代理主席,這是我對此兩項法案所持的大原則。最後,我自然會支持這兩項法案的二讀和三讀。但我要談一談一、兩個細則。政府說,為遵從國際協議,推出新一項招數,規定公司須備存重要控制人的登記冊。政府說這登記冊只供包括警方、海關等政府機構查看。剛才有同事說,勞工處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等都是政府部門,如果有公司拖欠員工工資,或不為員工繳交強積金供款等,既然政府已可取得有關公司的登記冊,真的沒有理由推說那涉及個人私隱而不讓該兩政府部門查閱。當然,如果有人要求讓公眾查閱,政府還可以推說與私隱問題有關而不予批准,但就勞工處和積金局而言,我不接受政府的說法。不過,我不會為了政府不讓勞工處和積金局查閱登記冊,或為了爭取勞工權益而與政府反面,反對二讀該等法案,甚至拖死不讓其通過。

我覺得這兩項法案還有一個重大作用,我們很多時候不能想到這重大作用。過往我們制定多項有關披露資料、資料搜集等法例,都大大協助了中國內地的反貪工作。過往有數項法案通過後,我原本以為是外國政府要求跟香港互相交換資料,但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為意,原來中央北京當局可以透過相同機制,取得所謂外逃的資金或貪污人士潛藏在香港的公司、稅務或其他方面的資料,大大促進了中國的反貪工作,相信這兩項法案也不例外。不過,中央內地大力反貪,我是支持的。這些法案會達致一個這樣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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