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2017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修訂)條例草案》二讀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剛才獲得通過的《2017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跟現在這項《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其實是一對的,由同一個法案委員會審議。我剛才已說過,我明白有關的國際組織及國際協議要求我們與時並進,一起做好打擊洗黑錢或恐怖分子籌集資金的工作,而當中很多要求根本是變相幫助外國政府打擊逃稅,甚至只基本要求,因為本港現時不得不參與國際組織的遊戲。這是我的基本立場,我不重複了。

主席,我無須就《2017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申報利益,但要就《條例草案》申報利益,因為這方面的規管與我作為執業律師是相關的。

主席,《條例草案》把數個非金融行業,包括律師、會計師、地產代理及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納入規管範圍,規定這些行業必須遵守盡職審查的要求。其實,一般人不容易明白有關標準,律師則較容易明白,因為香港律師會(「律師會」)過往曾發出詳細的《實務指示P》(Practice DirectionP),整個行業已遵守多年,大約知道有甚麼要求。

我曾在法案委員會詢問政府,究竟現時律師會的《實務指示P》有哪些地方不能符合政府的要求?其實,政府在一份文件 已 列 出數 項要求。當然,那數項並非關乎生死或大原則的問題,只是一些改動。因此,《條例草案》通過後,律師作為遵守的一方,比較容易符合和遵守有關規定。但是,如果你不是律師而是會計師,也許稍後會計師梁議員會回應,或如果你是地產代理或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我估計需要適應期,要比較深入的學習才能明白有關標準。

當然,相關機構例如地產代理監管局會發出指引,但我仍然覺得這段適應期不能太短。政府現在催命似的,我要責罵它兩句,因為法例條文寫得很細緻,有很多技術位。我不知道政府的心態如何,可能慣性如此,認為立法會有保皇黨議員,無論政府提交甚麼法案,有多急切,也會獲得通過。保皇黨議員搶當法案委員會主席,有時我們想詳細審議法案,他們也會阻止我們。我覺得梁振英政府執政後,政府便開始目空一切。政府當議員,特別是當泛民議員是死的。過往在曾蔭權和董先生時代,政府和議員有互動,有商有量,如果我們提出詳細的問題,政府會用心回答。如果不涉及原則,政府會盡量拉近與議員的距離,包括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案」),甚至會在恢復二讀辯論發言時消除我們的擔憂,又或是很有耐性地向業界解釋不清楚的地方 , 不 會 像 梁振英時代 那 數 年 般 。 我希望 政 府 會 有改變,最少心態上有改變。我不知道「老闆」有何想法,但現在確實是沒有商量。

黃定光議員剛才說,政府與議員有良性互動。對不起,黃定光議員可能認為,政府代表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每次花半小時解釋甚麼情況下要作出修訂,理由是甚麼,便是良性互動。可是,我認為政府覺得已有 足 夠 票 數 ,根本不用理會 我們,那種威權和心態其實很差勁。對不起,我不同意黃定光議員說有良性互動。我並非批評負責這兩項法案的個別官員,而是批評特首、司長、局長整體的那種心態。

最後,政府覺得不妥了,因為有限期。這樣有好處也有壞處,政府很遲才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根本沒有甚麼時間讓議員審議,然後如催命般催迫法案委員會主席。好了,倒過來政府也有一個盲點,如果屆時《條例草案》真的不獲通過,雖然《議事規則》已經修改,可能不能「拉布」,但如果泛民議員積極發言,《條例草案》亦未能在限期前通過。政府知道糟糕了,因為香港須遵守這項國際義務。

當然,我作為一位負責任的議員,玩了這些國際壓力遊戲十多二十年,當然要很小心衡量,但不要看不起我,不要以為我一定害怕政府。政府最後亦作出了妥協,已在很多方面順從議員的意見提出修正案。政府是否害怕了我們,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最後似乎採納了我或其他同事絕大多數的意見。

然而,有一點頗遺憾,而建制派議員一定會說是「美中不足」,律師會在兩天前才突然發出一封信,說之前與政府一直商議的事情不是這樣,政府現時提出了一項修正案,說律師會已經接受。為甚麼?我盡心審議《條例草案》,坦白說,我得到的印象是,政府已與律師會談妥了那項修正案。我不是說律師會的意見政府一定要接受,我沒有這樣說,但如果律師會根本與政府沒有共識,我覺得政府及律師會應該盡早告訴我們,讓議員可能再多開一次會議,或最低限度也有一些醞釀的時間,而不是律師會在兩天前才突然發現政府不聽從該會的意見??不知律師會為何會發現??接?發出一封信,令我們方寸大亂,而政府就作出回應。

當然,主席,我們會盡最後的責任,看看誰是誰非,究竟那些修正案是否已經考慮律師會的重大要求,亦是否公道、對法例整體的執行是否有利,亦不會引致我們無法通過國際要求那一關。然而,這情況反過來像一把刀駕在我們身上,不是駕在政府身上,是駕在議員身上。我們作為負責任的議員,不能夠讓那把刀斬下來,這會令到整個香港受損,甚至上演胡錦濤主席數年前遊說法國總統多麼戲劇性的一幕,要求他不要把香港列在黑名單內。

我覺得政府如果與律師會沒有達成共識,最低限度有責任對我們說,甚至要指出律師會認為這樣但政府不同意。政府要告訴法案委員會,讓我們可以盡早考慮是否支持律師會的建議。代表業界的我或郭榮鏗議員或其他同事,可能何君堯議員之前也曾擔任律師會會長,或甚至周浩鼎議員對《條例草案》十分?緊,他也參與了討論,每位同事可能也會考慮應該怎樣做,我們是否要提出修正案,甚至我們的修正案未必一定是按照律師會的要求,可能是中間?墨。

然而,我們真的不知道律師會兩天前會突然發出一封信,好像十分委屈的家嫂般,說如果政府再不回應,就被迫要公開事情。我覺得這真的很不理想,我們已經盡力加快審議。然而,有些同事,包括我記得 何君堯議員 在最後一次會議說何須如此趕急?延遲數個月也可以。我有顧全大局的觀念,所以說「何議員,不能延遲數個月「。但是,政府真的要開誠布公,即使別人不同意,我們與政府已詳細審議了一段長時間,非常重視律師會的意見,因為該會處理這方面的事宜已有很長時間,而政府亦說該會做得不錯,就不要令到我們在最後時刻十分為難。我懷疑郭榮鏗議員會更為難,因為他是業界代表。

主席,我還要談談有關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新增條文。那些條文有可能令到普通市民墮入法網,包括有人可能請求某人作為他的遺囑執行人,而在他離世之後,在遺囑生效後,某人就擔任了信託人。

遺囑制訂者覺得某人免費幫忙也不好,可能已支付了合理的費用。究竟遺囑執行人在甚麼情況下才要申領牌照?我不能說只處理1宗個案就不用領取牌照。如果教會的數位教友請你執行遺囑,如果是我就很容易,因為我有律師牌,已經受到豁免。但是,如果一些不是律師的人,可能是退休會計師或律師等前輩擔任遺囑執行人,遺囑制訂者覺得不好意思,也支付少許合理的費用。遺囑執行人處理了數宗個案,是否會當作營業?他可能心想自己已退休,不是營業。那便糟糕了,如果政府說他應該領取牌照,指他無牌經營信託,就變了刑事責任。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危機。

更糟糕的是,公司借用地方作為 registeredoffice,銅鑼灣、旺角等也有很多這樣的情況,公司收取 1,000多元,有時候開設小型辦公室,有時候則沒有,很多租戶租用辦公室是為使公司有營業地址。出租辦公室的公司,竟然成了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要領取牌照。我覺得這似乎不是立法的原意。當然,政府說國際協議要求仔細監管,政府被迫這樣做,不能商討。我只能夠說,希望政府多作宣傳教育,不要讓一些人無故誤墮法網。

主席,關於我的修正案的部分,由於我現在發言時間不夠,我會稍後在提出修正案時詳細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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