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 涂謹申議員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or Hon. James To Kun-Sun

《2018 年撥款條例草案》第三次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上次發言集中論述編號 37的修正案,所涉及的是總目 122 的分目103,香港警務處的酬金及特別服務的撥款。在今次發言中,我會特別論述編號35 的修正案,該項修正案建議就分目 000 削減 8,595萬元,大約相當於投訴警察課全年的運作開支預算。

主席,過去 20多年來,我一直爭取讓投訴警察課獨立於警隊以外,當中的道理其實很簡單。正如廉政公署(「廉署」),在數十年前,反貪污部門隸屬於警隊,但廉署至今已獨立運作了數十年,成績可說有目共睹。社會普遍相信設立獨立於警隊以外,負責調查警隊貪污問題的部門,才能杜絕貪污行為。同樣地,就有關警隊的投訴和濫權個案,如能由獨立的隊伍進行調查,才能令市民對調查工作產生信心。

「自己人查自己人「的質疑始終揮之不去,這可從多個角度作出闡述。首先,政府表示有些地方的警隊亦是由警隊人員調查涉及警隊的投訴個案,我只能說有些地方的警隊規模確實龐大。舉例而言,英國俗稱「蘇格蘭場」的倫敦警察廳,與蘇格蘭或威爾斯的警隊,無論是控制、指揮和問責的架構均完全不同。所以,同樣是由警隊人員調查警務人員,亦即由熟悉警隊的人調查警務人員濫權個案,但基於有關人員分別屬於完全不同的組織,所以能完全發揮作用,讓人有信心會作出獨立公正的調查。

但是,在香港,政府或會辯稱投訴警察課也是獨立單位,會秉公辦理。然而,大家必須明白,投訴警察課的同事並非一輩子服務投訴警察課,他們會按自身經驗、技巧和專長獲得晉升,又或會有其他不同人員調派至投訴警察課,原本服務投訴警察課的則被調派至其他單位如分區刑事偵緝隊伍或總部調查隊伍。

換言之,他們在工作上會經常被調派至不同單位,雖然屬同一警隊,但不會有一隊人員永遠服務投訴警察課。如果作出制度上的改變可能會有改善,例如投訴警察課最少由數隊人員組成,又或設有永遠服務投訴警察課的高層架構,而相關人員不會調派至其他職位。那麼,或可減輕市民的不信任,質疑是「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問題,因為這些人員永遠不會調派至其他單位。

不同的職務調派會造成甚麼問題呢?他們始終隸屬同一警隊,所謂山水有相逢,被調查人員可能會成為投訴警察課人員的上司、下屬或同僚。警隊職務本身也有其危險的一面,執行任務時往往出生入死,同事之間的信任、情感、支援、心理支持均十分重要。基於專業使命,他們在執勤時常常要拼上一己的性命,同事之間必須高度信任,否則將成事不足。問題是基於警隊內的職務調派問題,投訴警察課人員與被調查人員可能曾經共事或具有上司和下屬的關係,這只會令市民不禁懷疑這方面工作的獨立性。

從另一角度看,政府辯稱警隊人員反對讓投訴警察課獨立,因為他們認為如由非警務人員調查警隊中人,他們可能會因為不熟悉和不理解警隊工作而出現誤判,斷定警務人員犯錯或濫權。我只能說,如有警隊人員認為一定要「自己人查自己人「才能安心,銀幣的另一面就是普羅市民,對於那些重則投訴警務人員傷人、濫權,輕則指責警務人員無禮的市民,他們又如何能夠相信由警務人員「自己人查自己人「,能夠做到完全獨立和公正呢?

況且,投訴警務人員的市民很多時均有案在身。換言之,可能有一隊警務人員拘捕了一名疑犯,後來被該名疑犯投訴苦打成招,在這個有直接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如不由完全被視為獨立的另外一些人員進行調查,查明有否苦打成招,我認為只會令市民認為這個制度無法值得相信。

就剛才所說的例子,有人說有否苦打成招,大可在法庭由辯方律師以此論據,要求法庭作出公正的判決。可是,法庭作出的公正判決,往往要在很久之後進行的審訊中作出,從而判斷該份口供是否不能成立而不可呈堂。極端而言,法庭可能認為有苦打成招的懷疑,而命令重新進行調查。當中會有甚麼壞處呢?

第一,法院根本不是在調查該宗案件,只是關注案情能否配合口供的內容。第二,事隔多月,即使法官下令要求律政司或警務處處長進行調查,很多證據已經失去。正因投訴警察課正在調查的其中一些個案的投訴人,正如我剛才所說是有案在身,加上同屬一個警隊,投訴警察課人員很多時會告訴投訴人根據法律,他可能要考慮本身的法律權益,決定應否這麼快向投訴警察課錄取口供,展開調查,因為如此一來,投訴警察課將須把有關口供轉交負責調查該刑事個案的警務人員。

換言之,投訴人向投訴警察課錄取的口供,會立刻轉交被指毆打該名投訴人的一隊警務人員。基於這法律困境,代表投訴人的辯方律師有時可能會建議暫且不向投訴警察課錄取口供,而投訴警察課亦會因為沒有投訴人的口供而不能展開調查。這個法律死結至今仍完全未能解開,這亦對投訴人構成不公。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有一隊警務人員正在調查一名疑犯,而該名疑犯認為這隊人員是因為貪污而拘捕他,他可以立即向廉署舉報,而廉署是不會因為任何情況而遲疑,只會在認為表面有可作追查的基礎而立即展開調查,為甚麼會如此?因為廉署並不隸屬於警隊,只要認為有案便可作調查,而投訴人亦可放心錄取口供,解釋為何認為拘捕他的那隊警務人員涉嫌貪污。

因此,在廉署調查是否有警務人員涉及貪污行為的同時,警隊亦會調查該名疑犯有否觸犯刑事罪行,兩者可以並存,並可公允地一起展開調查。可是,正因投訴警察課隸屬於警隊,很多投訴個案因而被卡住,不能展開調查,這對投訴人實在非常不公。

主席,我們同時面對一個問題:究竟現時設於投訴警察課之上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是否已能解決所有信心問題呢?我不懷疑監警會主席、副主席或服務監警會的職員,已竭力嘗試在這制度下檢閱報告、提出問題,甚至觀察一些投訴和調查個案是否成立。但是,數年前有一位前監警會主席Ronny WONG(黃福鑫資深大律師),他在擔任監警會主席 6年後作出結論,指出監警會是在嘗試執行一些近乎不可能的任務,在眾多由投訴警察課處理的個案中,有如把頭撞向牆壁一般,試圖找出究竟有沒有濫權事件。

這是一位曾擔任監警會主席 6年,並非甚麼外人所作出的結論,而這個結論是很嚴厲的指控。在他當然有前文後理的講話中,他指出他們經常需要跟投訴警察課爭論某些個案應否成立,又或很多時要找出投訴警察課究竟有何問題。他點出了在投訴警察課之上的這個監管機構(即監警會)的結構問題:它其實是俗稱的「三無」機構。

第一,無論監警會如何不相信投訴警察課已就某宗個案妥善進行調查,最終它也不能由本身的一隊人員或另聘一隊人員進行獨立調查。換言之,它連第二調查權也沒有。即使監警會從日常的大部分報告中,信納投訴警察課所作調查是恰當和公正,但若認為某些個案的調查工作並不公正時,也不能擁有第二調查權。第二,監警會沒有定案權,因為它不能決定某宗個案是否成立,而只能在投訴警察課決定並不成立時與之不斷爭拗,甚至最終只能去信特首,表明不贊同其做法,等待特首發落。第三,監警會並沒有處分權。

在此制度之下,所謂代表市民監察警隊的機構存在這 3個缺憾,教市民如何能夠相信現行制度是公正、獨立及徹底?主席,如果沒有一個能令市民相信的制度,這筆錢便是枉花。因此,我仍然會好像把頭撞向牆壁般,繼續試圖透過建議取消這項撥款預算開支來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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